灾难的人性拷问与梦想重塑|评邹瑾小说《天乳》

灾难的人性拷问与梦想重塑

——评邹瑾汶川地震小说《天乳》

李明泉  亲勤

邹瑾创作的反映汶川地震的长篇小说《天乳》（首发《中国作家》2013年长篇小说增刊并获该刊文学大奖，作家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将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批判性抬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其新现实主义描写、充满奇异的想象和令人惊叹的细节，将浪漫主义气息融入到真实具体可感的反映灾难的文学图景之中，具有力透纸背的催人泪下的文学力量。这应是迄今描写“5·12”汶川特大地震最深刻、最生动、最具有思想穿透力和人性震撼力的新现实主义力作。

灾难题材的新表达

“5·12”汶川特大地震突如其来，中国西南天崩地裂，灾区损失惨重。《天乳》以冷静的视角与客观的态度对汶川特大地震与灾后恢复重建的宏大史实进行了生动再现。小说以极重灾点川北青川县东河口村为故事发生地，放眼整个汶川特大地震及其灾后重建历程，以朴素、凝重而又充满灵动的笔调，真实刻画了袁水儿、范玉玺、老村长、麻牛、菊芬、肖雨等众多人物形象，生动再现了那场大灾难给灾区人带来的巨大伤痛和灾区人民奋力抗灾自救与灾后重建的人间奇迹，深层次地揭示了汶川地震后乡村各种矛盾纠结与利益冲突：死亡突降与生存智慧、情爱扭结与人间温暖、香獐隐喻与善美集合、住房重建与产业振兴……在交集着各种复杂感情矛盾与人性纠葛的故事叙述中，展现着灾区人民亮剑拼搏的顽强精神与时代正能量，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邹瑾在《天乳》中没有空泛的宏大叙事，而是把笔触深深根植于一个小山村的普通民众，以小见大，折射出整个民族乃至人类面临巨灾的复杂人性反映和艰难的人性复归。其现实主义叙事不漂不浮也不直白，具有多义解读的可能性，使作品的思想张力更加突出。一方面，邹瑾始终坚守着关注现实、关切底层、关怀弱势的“彻底的客观态度”。在真实反映灾难主要事实的同时揭露阴暗面，让小说更具强烈的悲壮色彩。无论是大灾里人性的怯弱、生命在利益面前的道德沦丧、特殊环境里的人情冷暖，还是基层官场的权利勾当、灾后重建中的急功近利，抑或是袁水儿的惨痛遭遇、麻牛的性饥渴、蔡仙姑心灵的皈依、程子寒灵魂隐痛的煎焚……众多情节不仅给读者留下了极度想象的空间，而且在对现实生活的客观、素朴、哀惋的具体描写中自然地流露出作者关切民众的思想倾向和感情爱憎。另一方面，作家打破非好即坏、非善即恶、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判断，将人物性格演变与凸现放在救灾、抢险和重建全过程中，非常老道而又游刃有余地刻画出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变动性和复杂性，写出了人性应当有的真本面目。这种新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不仅让读者倍感亲切自然，而且给读者留下了更加丰富的阅读再现空间。比如怀揣美好梦想的天虹（袁草儿）为了生存四处奔波，人生途中又为情所困，后来虽然追求到了纯洁的爱情却又陷进了婚恋第三者的泥潭。你说这兰花一样的草儿是好人还是坏人？本性善良而绝美的袁水儿，少时为了给母亲治病被迫离开青梅竹马的范玉玺而跟着人贩子下山，命运却将她推进地狱般的“三陪”娱乐场，当袁水儿听到家乡遭大难后毅然回乡参与家园重建，为了帮助自己的旧情人范村长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她最后终于答应了广东商人的性要求……你又如何来评判袁水儿的善恶是非？作品中这众多人物性格与命运都是在用人性的血泪与苦斗在书写，是性格的真实流露和自然表现，是复杂人性最具文学冲击力和善恶解剖力的美学呈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得人成为矛盾的复合体，人性有如地火运行，时时迸发着奇幻的色彩。邹瑾的小说人物，就是一团团地火的奇妙闪烁。

作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天乳》将大地震及其灾后重建故事集中在川陕甘结合部的一个山村小社会里，并把整个中国乡村的诸多矛盾与利益冲突浓缩在这个点上，在这个点上与地震一起集中爆发：灾难与环保、传统与科技、伦理与宗教、计划生育与农民养老、农村发展与三次产业互动、基层政治与底层官员的无奈、传统文化与新型农民转型、农村社会治理与阶层利益分配等等，同时将社会各阶层人物交融一起，既体现灾难与重建这一小说主线，又把作家对处置中国乡村各类矛盾的理性思考藏于其间，充分显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作家关切农村关切当下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小说里，作家不只一次地通过故事与场景描述来反映对现实中国乡村那些恶劣环境和生态破坏的高度忧患，不仅通过“蔡癫子”之口讲出大肆破坏环境可能是引发大地震的一个诱因，而且通过灾后重建中天乳寨大量砍竹刨土引发泥石流的惨痛故事叙述来加以印证，并通过理性的梦想重塑来告诉读者应该如何去把握中国乡村的未来走势。

人性深度的新揭示

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鲜明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天乳》在鲜明表达作家明确的文学意向与释放社会正能量的同时，更加注重作品拷问人性的反思性和揭示人性的超越性。

首先，小说选材与文学视角独特地聚焦在精神受灾后的人性拷问上。到目前，反映汶川特大地震的文学作品大都是直接描述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的，而《天乳》却没有挽歌式的描述大灾难场景，也不像进行曲那样一路高歌地赞美灾后重建的波澜壮阔，而是避开正面大歌大颂，在于细微处再现地震与灾后的悲怆实景，又以文学的视角细致描写和挖掘特大灾难带来的心灵极度伤痛与人性扭曲损毁。作家在作品中鲜明地表达出一种思想，大地震夺走了同胞生命，山崩地裂毁坏了秀美家园，但更叫人忧虑的却是巨大灾难毁损了灾区人的人性与根脉断代。《小说》通过范玉玺从地震前一个有着“长长猪尾巴”、“能生双胞胎”的雄健男人在地震中不幸阳萎到生殖能力艰难复原的故事叙述，集中反映了曾经根脉异常兴盛的天乳寨人在大地震后的命运与人性挣扎，并在灾民顽强自救、残破家庭重组、完成家园重建中映射出生生不息的人性光芒。

其次，作品没有回避灾区群众人性的脆弱和灾区土地上的善恶较量，在赤裸而深刻的人性解剖中宣扬自己的生命主张。神奇的天乳孕育本真的天性，肆虐的灾难考验复杂的人性。无论是面对难以抗拒的大地震，还是不可逆转的命运，或是纠结不清的爱恨情仇，小说无不涌流着一股强大的人性抗争力量。小说对不同辈分的孬果和豌豆花偷情到裸死殉情的描写，反映了天乳寨这个古蜀道驿站上道德传承中的血色悲音；因为金磊子开矿“噪音搅扰费”分配不公而使上下村乡亲“又为金矿涨红了眼”，异常矛盾地反映了生存在废墟上的人们那种逐利的本性；麻牛猥亵山乡同胞连50岁的驼背也不放过，灾后长夜难熬竟然捉住兽圈里的母麝泄欲，作品把大灾里的人的复杂人性与本能表露得淋漓尽致。同时，小说在几条故事主线中交替穿插着看似畸型实则动人的爱情纠葛和人性较量，并不断进行着对那个特殊时段里的人性解剖与心灵拷问，从而希冀通过作品完成对灾区人民的梦想重塑与心灵重构。

再次，作品把人性主题放大到了整个山乡生灵群体的兽性心灵，深刻地揭示人兽性灵相通的敏感地带。对自然生灵的爱实际上是人性之爱的折射和升华。第二章《桃花穴》写大灾后的香獐子与狼的怯弱，表现出大山里的生灵们是同宗同源，大灾后更是同灾同难，作者主张灾后的生灵应同命相惜和谐共生。在第十一章对曾雄悍山乡的大黄丢掉“狗魂”这一生动描写，让地震带来的巨大人性伤害和精神创痛顿时变得何等深刻。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乎！第十八章《桃花雪》里对年轻的公母狼骚性十足的场景叙述，第十九章《乳泉》里对雄扭角羚争雄斗殴与发情群交的细节描写，再一次让人兽同源的本性得到了生动展现。在受灾山区的生灵都受到了灭顶的心灵毁损与精神创伤，通过岁月医治才慢慢开始有了这些难得的野性复原，从而给读者带来一种“救灾与物质重建相对是容易的、而心灵重建与灾后人性复原却是异常艰难”的巨大震撼与无尽思索，更是饱含着作家对灾后山民们凝重的命运忧患和深层次的人性复归的思考。

梦想重塑的新诗情

邹瑾在他营造的小说世界里一直在艰难地苦苦寻找中国乡村的灾后新出路。大灾过后，人们开始忙碌着重建家园，但要真正重塑起灾区人的梦想新家园却是异常艰难的。地震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很多家庭支离破碎，但生活总是需要希望的。春葚和云豆在泥石流中丧身后，新寡菊芬不吃不喝近乎癫狂，她不断上访只想为自己男人争得一个“烈士”的名份，而在春葚头七晚上她却反常地杀猪摆席身着大红宴请左邻右舍和春葚生前朋友，为了给春葚立烈士碑，菊芬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对范玉玺承诺：“只要你答应给我男人立碑，我菊芬情愿嫁给你。”这是灾区人在寻找灾后出路的一种命运的呐喊，这是何等的辛酸，又是何等的豪迈！

灾后山村的出路，不仅是物质家园的重建，更是精神和梦想的重塑。小说把作家苦苦寻找而得来的重建出路无声无息地根植于故事情节之中，让灾区生命更富有希望。在不断的精神激励与水儿“药引子”鼓励下，“灾阳萎”的范玉玺终于“冲起来了一股子力”；通过政府帮助和农工商结合，天乳寨人积极进行产业重建，千年圣寨钻出了含氡的温泉，天乳菌业越做越大，竹器厂、地震遗址公园和通往外界的高速公路、地震灾区旅游开始立项建设；姚小菊和羌人马老幺重组家庭后孩子出世，这是寨子里灾后第一个新生命，而且是一对双胞胎；在小说的最后，天乳寨梁“乳泉”再现，袁水儿板房后年轻的母獐顺产了三头小崽……这些无不展现着灾区新家园重建的丰硕成果，更是作品对人性再度张扬、生活再度鲜亮、生命再度辉煌的生动表达。

小说在寻找灾后大山出路和梦想重塑的苦苦思索中力图摆脱压抑、惨重和苦难的现实氛围，为小说注入具有审美气息和文学张力的诗情画意。小说引用了很多凄美的诗歌片段，如表达肖雨与天虹之间有缘无份的爱情：“不敢企盼窗外的微明/不敢触摸三月的体温/我好怕那灼人的春天/将我这冰冻的腊月温化/……”而“转眼就到分手的秋季/天地间依旧烟雨蒙蒙/你撑着一把红伞奔走在月台上/我隔着车窗玻璃泪如泉涌/萧瑟的寒风刮过来/枯了一路阳光/也枯了我寸寸柔肠……”流露的是忍痛割爱的无奈。同时，作家对人物的遭际，也以诗化般的场景加以渲染。肖雨与天虹为数不多的几次遇见，总是充满诗意，不仅仅是他们都是诗人和组织了兰心诗社，更主要的是他们有真正的诗人情怀与梦想，无论是火车上香女偶遇、月亮峡诗会逃险，还是兰心诗社幽会与花海里的两情相悦，就连大地震后的灾区寻亲和办夜葬坟，都充满着灵动和浪漫色彩。曾是陕南诗派领军人物的肖雨，他放弃一切去灾区寻找爱情，最终又转让自己的文化公司参与村里的地震公园建设，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饱含诗意的、不断梦想重塑的过程。天虹（袁草儿）最初在迷惘绝望中受到诗歌的鼓舞而重塑起生命的希望，大地震来临时为保护自己的学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不仅因为诗歌重塑了生活的希望，同时重塑了她生命的高尚。

历史根脉的新续写

新现实主义小说不仅要揭示现实矛盾、困境和人性的复杂性，而且应将现实放在历史的脉动中加以追思、反思、沉思，使现实生活图景显示出历史的厚重与思想的深沉。邹瑾的《天乳》特别注重天乳寨人的民风民俗描写，使今天的灾后重建生活过程十分生动而又异常鲜明地烙上地域文化印记，展现出站立在废墟上的人们走向新生的历史记忆和守护精神栖息地的执着情怀。《天乳》的故事发生在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极其丰富的川北地区，小说对川北自然生态与文化特色，对獐子、扭角羚等灵兽的生活习性，对石工号子、祭梁段子的特别描述，读来让人倍增见识与趣味。《天乳》中描写更多的是有关丧葬的细节。丧葬细节的重点描述，不仅可以增添小说的悲伤氛围，同时更体现着一种对逝去生灵的尊重，反映对希望和重生的憧憬。从报丧、办夜、坐夜、参灵、唱祭、发丧、送葬、丢买路钱，再包括头七、迁坟等，这就构成了川北地区一套完整的丧葬习俗与风情画,同时也增添了灾难题材作品的悲郁气氛和悲悯色彩。

在小说里，川北民歌恰倒好处的有效运用，映衬了川北民俗的丰富多彩与文化积淀。在作品里，无论是住房重建时川北修房祭梁的劳工段子还是打石匠的石工号子，无论是山民情歌还是丧葬祭辞，传递的都是川北人的那份爽朗与豪情。当读者一听到书中的川北石工号子，那声音就仿佛是从大山里那亘古厚土与山石间挤出来的，一声一股力，一脚一个坑。而又读到“背时哥哥不是人/把妹拉进刺芭林/扯起就是一扫腿/哪管地上平不平。”时，川北人那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烂漫多彩的生活气息便跃然纸上。

小说中川北民俗的大量运用，是灾难小说悲怆情节的需要，也是小说力求文化根脉传承的体现。虽然是小小的天乳寨，但它同整个民族一样，总是根脉相连。小说通篇贯穿着作家异常忧患的“根脉传承”情怀。这根脉就是人脉。地震后的天乳寨遍体鳞伤，村里的人与灵兽大部分遇难，天乳寨里的人与兽活下来后首要问题是传宗接代，寨梁上那对状如人形的大石柱倒下了，“总不能就此绝了种！”哀悼日那天大雨滂沱，村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久久不愿离去，老村长嘶哑着在广播里喊：“我们的亲人都走了一大群，我们得好好活下来，天乳寨的根脉还要一代一代往下传啊！”麻牛在刚打开的溶洞里见到了一枚巨大的钟乳石笋酷似男人的命根赶忙跪地磕头，城市女人不解，麻牛说：“你们不知道，一场大灾难里天乳寨人死了一半，我们要靠这命根传递人脉呢！”麻牛在生命最后一刻断断续续说出那句话，还是渴望着自己能生一对双胞胎。

历史根脉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本源的传承。肖雨与班草医颇有禅意的几次对白，就是对作家这种根脉情怀的极大注解。肖雨问：“那大地震里被削掉了一块，算是福还是祸？”班草医说：“否极泰来，盈亏自有常，这灾后重建后，天乳自会涅槃新生的。”在谈到根脉风水时，班草医说：“有根脉，才有枝叶，根即渊源，脉是流传，人性虽无常，万事皆有因，如果连根脉都丢了，那我们还活个啥？”因此，在小说结束时特别点题回应这根脉传承的希望所现：“通阴观桃花洞穴前人工打钻的石泉井出水了，酒杯粗一股泉水直往外冒。惠源（蔡仙姑）陪着女道长立即到道观正殿上了一柱高香。惠源说，乳房好比是女人的天，要是没有了乳，那这个山寨还能一帆风顺吗？道长说，天乳寨神泉再现，我们今后就叫它乳泉吧！”

在全国人民支持下，经过天乳寨人自力更生的艰苦奋斗，灾后乡村凤凰涅槃。这场人间炼狱般的灾难后嬗变，是一抹永远的伤痛，更是大山命运中的一场伟大洗礼。邹瑾将这段特殊岁月的壮丽篇章呈给了时代，也必将成为记录汶川特大地震史事的宝贵一页。

（李明泉，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辛勤，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