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天府文化的诗歌“家谱”

提要

梁平新作《家谱》集结了梁平文字的血缘、情感的埋伏、故乡和家国基因的指认，在某种意义上，《家谱》并不是梁平一个人的“家谱”，其实也是你我的家谱，更是天府文化的“家谱”。

嘉宾

梁平，1955年生于重庆，先后毕业于重庆师专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研究生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成都市文联主席、成都市作家协会主席、《草堂》诗刊主编、《青年作家》主编。著有诗集《山风流人风流》《汶川故事》《巴与蜀：两个二重奏》《诗意什邡》等多部，散文随笔集《子在川上曰》和长篇小说《朝天门》。作品获四川文学奖、重庆市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诗作被译介到英、美、法、德等国。

对话

诗歌，天府文化走向世界的第一推动力

记者（以下简称记）：2017年8月，你作为嘉宾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成都建设国家西部文创中心专场活动，你的演讲引起了各界热烈反响。

梁平（以下简称梁）：我的讲演核心就是天府文化。天府文化包罗万象，涵盖很广泛，我们需要从中找到文化基因。诗歌就是天府文化找寻的文化基因，是最重要的基因，成都的每条大街小巷都有诗歌流淌。成都一直吸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名家，清代大才子李调元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古往今来，就有王勃、卢照邻、高适、李商隐、杜甫、岑参、白居易、黄庭坚、刘禹锡、元稹、陆游……作为中国的诗歌重镇，成都产生了很多影响世界的诗人和诗歌。而新诗100年来，成都诗歌在汉语诗坛上更是不可替代。称成都为诗歌之都，实事求是。诗歌已凝结为成都的城市气质。

记：你心目中的天府文化是什么？

梁：“天府”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本是指一种官名，其职责是“掌祖庙之守藏”，可见“天府”是专门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一种官职，后人用以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之地。今年成都市响亮地提出了发展天府文化，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的了不起的文化大举措。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一种贡献，改变了以往针对天府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状况。我认为，天府文化从来就没有过时！它是一根主线，可以把所有成都丰富的人文丝线串联起来；它是一个大统领，统领了大文化范畴的所有奇珍异宝，包括历史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业以及建筑、音乐、美术、文学等所有文化领域。在我看来，诗歌，是天府文化走向世界的“第一推动力”。在这样的态势下，成都的诗人要有责任与担当精神。

记：在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的开幕式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指出：“这是一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歌盛会，许多外国诗人表示，他们不仅感受到了诗歌之城的风采，也感受到了天府文化的魅力，他们会继续创作，把诗意成都介绍给更多的人。诗歌周以诗为媒，将让天府文化闪耀世界舞台。”

梁：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的完美举办，向全世界展示了成都的伟大诗歌传统，提升了城市文化影响力、凝聚力、创造力，展现天府文化的丰富魅力。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与会的几十位外国诗人沉浸于成都优美的诗歌长河里，享受天府的神奇魅力。明年，我们将举办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不仅希望办成一次让世界聚焦天府文化的盛会，也着力将其打造成成都的“文化地标”，成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级诗歌盛会。

巴黎—成都之间的诗歌天桥

记：吉狄马加上世纪90年代在成都工作过较长时间，也去过巴黎多次，他认为世界上最相似的两个城市就是成都和巴黎，城市气质十分相似，都富有创新力又有包容性，都有一种特殊能力——能把时光放慢。

梁：这恰恰是我们正在规划的明年“成都国际诗歌周”的重点。诗歌是成都的灵魂和精神，成都的城市透露出诗意的气质，而巴黎的浪漫与诗性，与成都异曲同工。两座伟大的城市拥有太多的共性。明年我们会邀请全世界的诗人与艺术家来成都，一起讨论巴黎、成都的诗意生活与历史文化传承。“成都诗歌周”要成为国际文化品牌。

记：我们也注意到，以往的国内诗歌活动，参加者一般都是诗人，属于圈子内的活动。

梁：我们必须打破“圈子”的小框框、小天地来慎重对待“成都国际诗歌周”。诗歌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诗歌活动应该落地，应该与大众、与时代息息相关。着眼于诗歌与音乐的结合方式，我们邀请了本土的民谣歌手，正在创作一批出自本土诗人、音乐家之手的诗歌与音乐。通过民谣演出，让诗歌走进千家万户，让诗歌插上音乐的翅膀，让成都的声音飞向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耳朵。

另外，我们还要打破以往诗会“会议室里开会”的惯例，把诗歌朗诵会、诗集签售、讨论会、民谣、诗交响演出等推向高校、社区、军营、街头、村寨，诗歌是一粒粒种子，要让诗歌实实在在地活在民众生活中，最后成为我们的文化森林。

记：你提到明年的“成都国际诗歌周”将以成都和巴黎为主，举办两个城市诗歌的圆桌会议，就东西方诗歌与城市、与哲学的关系展开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话和讨论，这让人十分期待。

梁：我们考虑将推出《世界诗人笔下的成都与巴黎》与《中国诗人笔下的巴黎与成都》这样的多语种著作。

记：既然诗歌是成都的名片，是否还有一些普及举措？

梁：多年前，我参与推动“诗歌进入成都公交”的文化活动，应该说效果是明显的。现在，诗歌将在成都的地铁站、公交站再次出现，一般的方式是采用较为精致小巧的诗歌牌悬挂、张贴在车厢与站点，希望乘客在很短时间里就可以诵读完一首诗……

成都具有诗意的生活方式

记：成都不仅诗人辈出，更关键在于，成都的文化基因里充满了诗性，这里有着诗意的栖居，成都的民众生活方式就是充满诗意的。

梁：完全同意！同时我们发现，四川新诗史与中国新诗史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这其中有两大关键词：诗的想象与诗的生活。诗歌并不是非要写在纸上，诗更多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诗歌语言最能够和世界对接，优雅、休闲、细腻、敏感……这些都是诗歌的品质，是三千年的城市品质，是天府文化的核心。

记：你来成都工作17年了，重庆依旧是你精神、情感的根据地。

梁：我对成都的朋友说，过节我要回重庆看望年迈的父母；临走时，我对重庆的朋友们说，我要回成都了……“回重庆”“回成都”是我的词语，我在巴蜀之间穿梭，其实是在两个故乡之间吸取养分。古人说得好，心安之处即故乡。

记：你是很早进入诗歌地理的写作者，成都、重庆两地还没有像你这样深入历史，从地理视觉写作的诗人。

梁：十几年来，我创作的长诗就是围绕巴蜀转动的。1300多行的长诗《重庆书》，《诗刊》全文刊布；800多行的《三星堆之门》由《人民文学》全文刊发；3000多行的《汶川故事》由《中国作家》全文发表……

当时并没有谁提及诗歌地理学。有些写作不是因为一个学术概念来了，诗人们才积极跟进的。在我的诗集《家谱》中，《成都话》《红星路二段85号》《知青王强》《回家》《刑警姜红》等，对成都人与事、风习、地望、方言等如数家珍。我的初衷是，这既是我自己的小“家谱”，也是天府文化的大“家谱”，更是“家国之谱”。给你看几首我刚完成的新作，我尤其喜欢《别处》：

我一直在别处，

别处神出鬼没。

从来不介意的别处被我一一指认，

比如我的重庆与成都。

重庆的别处拐弯抹角，

天官府、沧白路、上清寺。

成都的别处平铺直叙，

红星路、太古里、九眼桥。

我在别处没有一点生分，

喝酒的举杯，品茶的把盏，

与好玩和有趣的做生死之交，

与耄耋和豆蔻彼此忘年，

亲和、亲近、亲热、亲爱，

绝不把自己当外人。

记：看别人的生活都幸福，到了自己这里却都是残酷。但你的《别处》反其道而用之，你眼里的“别处”充满了“亲和、亲近、亲热、亲爱”，分明是人间正道。

梁：一个伟大的文化，恰恰就在于它应该具备消解历史与现实之间、城市之间、地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敌意”，而天府文化就具备这样的功能，它赋予了我淡定、包容的底气，并总是从欣赏别人的角度对待世界，而不置身于各种纠葛……

记：你平时十分忙碌，近期写作有何打算？

梁：我一直在写由100首诗组成的《成都辞典》，算是我对生活十几年的成都的一个回报。这不是在为成都写旅游解说词，而是我力求身、心在场的写作。作家、诗人应该对天府文化进行深耕细作，比如你的新作《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而不应该是浮光掠影式书写。我的《成都辞典》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我与天府地理的对话，二是我与天府历史名人的对话，从现实穿越到古代，又从古代拉回到现实中。我估计要花一年时间才能全部完成。

手记

2017年12月5日 成都

皇城根下的主，川剧园子的客，

与蜀的汉竹椅上品盖碗茶，

喝单碗酒，摆唇寒齿彻的龙门阵。

这是诗人梁平新作《家谱》扉页上的题词，其实也道出了诗集《家谱》的关键词：天府文化、成都、重庆、生活方式……

《家谱》收录了梁平近年来150余首诗歌，四分之三为新作，分为“为汉字而生”“蜀的胎记”“巴的血型”三大板块。在我看来，《家谱》的写作资源就是梁平置身成都、重庆的生活，那种既有别于西北又迥异于江南的生活，是一种滋润、敏感、诗意的生活。梁平纵横诗坛数十年，阅人无数，具有一种从丰富经历当中提取经验的能力，又追随文化深植于现实的根脉，从而找到了本土文化投射于生活的细节与方式。他以智慧、诗性的言说，不露声色地规划、筹建着他的诗歌地理建筑。东方智慧看重舌头，因为它比牙齿服役的时间更长，反过来看，这恰恰也是上善若水的天府文化所具有的一种隐喻。放置于汗牛充栋的汉语诗坛，《家谱》的语式、语象，对看得见事体的把握，对看不见情愫的旨归，均以一种看似不事雕琢、实则不易一字的大气呈露出来，因而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与独立性。这仿佛在说，我的“家谱”其实也是你的、他的家谱，更是天府文化的“家谱”。

梁平在《家谱》后记《即使陷入，也不会走开》里承认：“诗集《家谱》是我写长诗歇停之余和之后，近几年的一个短诗结集。之所以取名《家谱》，是因为里面集结了我文字的血缘、情感的埋伏、故乡和家国基因的指认。家对于我，是我一生写作的土壤。我敢肯定地说，我以前、现在及以后的写作，绝不会偏离和舍弃这样的谱系。”

“故乡”从来就与文人结下难舍难离的不解之缘，并被赋予了“家国”的隐喻，梁平的“诗歌地理”，已成功地从纯粹的地理概念书写阵营突围而出。个人的故乡之情上升到家国之思，这正是他寻找天府文化“家谱”的当下意义。

梁平的《成都辞典》《重庆书》《汶川故事》，无疑是一个诗人对人文“西南空间”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一方面在回溯历史，另一方面在诗学空间里重新厘定了历史与自己的关系。学术领域的历史叙事策略总是“去修辞”的，诗歌演绎的历史却是情寓其中，以一己的情感来重构一种生命诗学的历史，这就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地理学”。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诗人比梁平更用力、更投入、更持续地书写过巴蜀的地理点位与自己生命的关系。我不大相信一个作家的文学与文体意识是天生的，人到中年后，逐渐对经验性的东西产生一种体悟：经验性不是历史强加给我们的，抽象的经验没有在自己的经历中过滤一遍，你就无法拥有这种彻骨而澄清的体会。也即，经验性必然由自己的经历构成它的骨架，没有这一支撑，读再多的历史书，恐怕也是枉然。

在梁平的诗歌中，他用时间编制的大氅光洁而顺滑，既令自己的文学足迹清晰显形，又让与足迹牵连的天府大地成了诗情画意的壮阔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