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作的同质化与美学共同体的悖论

讨论青年写作的“同质化”现象，至少要兼顾创作与接受两个层面，既要提防批评界删繁就简的权宜之举，以“类”的归属削足适履地钳制写作者的个性；写作的主体也要有美学自觉，以富有辨识度的文字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而不是沉陷于代际美学的大而化之。

当下青年写作的佼佼者，已经或正在建立自己的文体格局，他们尤其应该警惕，不应让自己的写作过早定型，成为简单的量的增殖。与其附着人后，不如用自己的关注和责任丰富代际的体验，用和而不同的写作观留下自我无可替代的一笔。

当我们使用“青年写作”这个概念时，便隐含着将个体性的写作纳入到某种共同体的框架下来理解的倾向；而当我们讨论青年写作的“同质化”问题时，似乎又在强调“同质化”是这一群体写作的痼疾。事实上，同质化的审美趋同性并不是青年作家群体所独有的，毋宁说是整个新世纪以来文坛上下的流行病。而青年写作的同质化被首当其冲受到质疑，又确乎关联着他们作为一个美学共同体的悖论。

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给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后来者需要一个全新的共同体来标示自己，以“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并与传统的共同体做出区分，他的原话是：“个体身份认同的脆弱性和独自建构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促使身份认同的建构者们去寻找能拴住个体体验的担心与焦虑的钉子标。”他借此提出了“美学共同体”的概念。但问题在于，美学共同体并不能提供一劳永逸的庇护，一来它的形成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而非源自稳定的利益联系；二来对共同体的融入势必带来自由与确定性的两难，“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的保护，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因此，鲍曼认为，美学共同体的本质也只能是一种想象式的抚慰。

借用鲍曼的这个观点，我们不难看到，在上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也好、“70后”作家也好，他们作为主要群体参与的“私人化”和“个体化”的写作浪潮，一开始固然曾被标举为一种异质性的美学实践而受到推崇或批判，但是冲破集体规约的极端个体化，又会加重人的丧失感，使个体变为精神孤立的“没有情感的享乐者”。为了克服这种个体的孤独所产生的疏离感，这些文坛的后辈又在寻求一种“同代人”式的身份共享，在消费逻辑的助推之下，作为个体的、多元的新生代写作或“70后”写作，渐渐被一种新的共同体概念收编和涵盖。而此后，对于他们写作的同质化的探讨和批评开始多了起来，作为个体写作风格的确证而被批评界鼓吹过的“小叙事”、“城市叙事”、“脱历史化”、“轻逸”、“身体的祛魅”等等一旦成为集体的症候就变得面目可疑甚至是可憎起来。

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对“80后”作家群体的评判史。在“80后”成为一个真正的集体概念之前，最早代表这一群体的几位年轻人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是挟一股强劲的异质之风而登临文坛的，人们对于他们出场的震惊式反应，恰恰说明了他们写作的主题面向和风格，溢出了时代常规和惯性的逻辑。有意思的是，随着“80后”日益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概念，他们其实各个不同的面孔在代际范畴的统摄之下开始变得模糊，诸如“个性化不够”、“审美自觉性的匮乏”、“模式化经验的反刍”之类的批评时常被加之于这一群体之上。似乎一旦进入这个美学的共同体，“80后”青年作者个性的棱角就被磨钝了。于是，青年作家作为个体的鲜明个性和作为共同体一份子的同质重复，就这么奇异地构成了两种矛盾又彼此关联的评价路向。这不禁让人想起鲍曼在讨论“共同体”这个概念前引用的那个古希腊神话里的坦塔罗斯，鲍曼用他从众神的宠儿到弃儿的坠落来表述人悬置在自由与确定性、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痛苦。

鲍曼对美学共同体的反思性批判促使他思考，如何实现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既可以对抗后现代秩序的碎片化对个体意义的孤立和消融，又能真正地尊重差异，避免均质主义的千人一面。在鲍曼看来，共同体的确定性确实具有一种强大的形塑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夺个体的能动性和建构权力。因此，一个能够给人们带来互援和信任的共同体，它的成员必然是具有独立个性的、千差万别的人，而不是“像我一样的其他人”，“一群唐璜并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

青年写作作为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概念，其规避同质化的努力庶几相似，确立自己写作姿态的“和而不同”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要重视的问题。也因此，我们格外重视那些无法被妥帖地纳入某种代际论述的、具有异质性锋芒的创作，这些创作一方面映现出写作者赖以成长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又用无从替换或模拟的个人化经验，写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当这种写作成为一种自觉，那同质性就不会成为批评界念兹在兹的忧患。“70后”作家东君有一个说法：“生活的平庸和思想的慵懒正在慢慢销蚀我们的创造力，对抗同质化趋势的个人才能也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日渐稀缺。因此，‘飘然思不群’在我只是一种暗暗向往的精神状态。‘思’寓于‘群’，而又能飘然而出，这不是一条向外的路，而是向内的路。”这里的“飘然思不群”就是和而不同，就是在共同体的信念伦理下笃守自我写作个性的坚持。

也因此，笔者以为讨论青年写作的“同质化”现象，至少要兼顾创作与接受两个层面，既要提防批评界删繁就简的权宜之举，对文本做出真正会心的解读，而不是以“类”的归属削足适履地钳制写作者的个性；写作的主体也要有类似东君这样的美学自觉，以富有辨识度的文字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而不是沉陷在代际美学的大而化之之中。事实上，在“70后”和“80后”最好的作家那里即是如此，他们作为新生力量的创作极大地扩充了已显沉滞的代际经验，而他们本身又以巨大的原创性成为共同体中无法被湮没的“这一个”。比如，同样是写“80后”的“失败者”体验，在甫跃辉那里，是顾零洲式的作为一个都市异乡人的倦怠，是他遍寻意义而不得慰安的焦灼；在马小淘那里，是生命和名字都被成功学蛀成一个空壳的“章某某”；在蔡东那里，是一个个反复被粗粝的生活折磨得只好将隐逸情怀和诗意的心性束之高阁的人；在孙频那里，是“疼”，是在爱和性的饥馑里受困的小城女性；在郑小驴那里，是“痒”，是无法被农村也无法被城市妥帖收编的一个个游荡少年；在魏思孝那里，是努力让无聊变成有趣的小镇“废柴”；在小昌那里，是罹患幻听、臆想的“时代病人”，他们以不同的切入点，为时代贡献出一个独特的镜像。

当然，以上对同质性话题的讨论并没有涉及写作者的自我重复，而这的确是同质化写作的题中之意。任何一位典范意义的作家，都不会只有一副笔墨：马尔克斯的伟大不只在于《百年孤独》，而在于他在《百年孤独》之前写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百年孤独》之后写有《霍乱时期的爱情》；鲁迅的伟大也不仅在于《呐喊》和《彷徨》，还在于《故事新编》和《野草》。因此，我们说，经典的作家一定有着独一无二的文体意识，但他们不会允许自己的写作在一个常人已经不能企及的高度上顺畅地滑行，近来被批评界热议的一些老作家的“衰年变法”实质上即是避免同质化写作的自我较劲。当下青年写作的佼佼者，已经或正在建立自己的文体格局，他们尤其应该警惕，不应让自己的写作过早定型，成为简单的量的增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成名的作者缺乏挑战自我的勇气，只是满足于在驾轻就熟的叙述和主题套路上平顺地延伸，而且青年写作中任何形成声势的写作路子，都会引来大批的追随者，使得有创见的思考变成了定势与惰性。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列子》里的一则寓言：“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学者成徒，而溺死者几半。本学泅，不学溺，而利害如此。若以为孰是孰非？”自我模仿和袭蹈旁人本质上都是一种投机性的写作，其结果必然是求泅得溺。

回到我们共同体的概念上来，青年写作需要一种集体的归属感，也需要固有文坛秩序的认同，也因此，他们写作的趋同未尝不是寻找代际确定性的方式。但是，正像鲍曼说的：“如果说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共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作为群体中的个体，他的经验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与其附着人后，不如用自己的关注和责任丰富代际的体验，用和而不同的写作观留下自我无可替代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