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创作警惕娱乐化倾向

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改编自熊召政的历史小说《张居正》

　　近年来，一些历史题材作品饱受诟病，历史的演进被简化成后宫里的勾心斗角，其中礼仪制度、衣冠服饰等细节更是谬误多多，模糊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好的历史题材作品应当是怎样的？两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曾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张居正》等作品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他的《大金王朝》等历史题材小说也在陆续出版。

　　谈戏说历史：遵守道德底线，别随便拿古人开玩笑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下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中对历史的戏说现象？

　　熊召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体现到文学艺术当中，传统的历史题材创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负责任地对历史进行任意的篡改，比如宫斗、穿越等，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媚俗的倾向比较明显。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文化，如果随便把古人拿来开玩笑、拿来戏说，这个民族是没有道德底线的，这也是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道德底线问题。

　　记者：有人认为经典的《三国演义》也有“戏说”的成分，戏说的度应如何把握？

　　熊召政： 《三国演义》不是戏说，不能把戏说和虚构混为一谈，这是两个概念。文学是允许虚构的，虚构是有道德和当时的历史价值观蕴含在里面的。戏说是兴之所至，是妄评古人。要分清戏说和虚构的关系。 《三国演义》为什么不是戏说呢？所有的读者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心中都有一杆道德的秤和文学的秤，他称得出来，分辨得出来什么是文学允许的虚构，什么是历史不允许的戏说。

　　记者：您有没有关注最近热播的一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像《芈月传》 ，再比如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还有央视播出的历史正剧《大秦帝国》 。

　　熊召政：对具体的剧我就不做评价了，但是对目前历史文学创作的趋势，我还是表示担忧。就具体的一部剧来说，它的本意也许不是戏说，“戏说”现象的出现，是当前观众以及社会共同的历史价值观作用于这部剧里面来了。“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必先正衣冠。 ”每一个作家，创作态度上要有自律，你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创作出引领这个社会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否则就很可能随波逐流。

　　当前戏说历史的现象也不能全归因于这些作者，现在的观众也有很大的改变。比如当年《雍正王朝》以及很多其他电视剧播出时，万人空巷，现在的正剧很难有这样的局面了。有些电视台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什么卖得出钱就播什么，你说你要尊重历史，他说他要尊重观众，这对历史剧的创作带来空前的危机。娱乐化的倾向已经毒害了历史领域的创作。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得非常好，强调要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高度、有温度的作品，要坐冷板凳。现在的一些创作，是几个人在一起编个提纲，攒出个故事，而不是皓首穷经，不是在做严肃的学问。

　　创作经验：先做历史学家，文化的真实是最难的真实

　　记者：我知道您创作《张居正》《大金王朝》等作品时都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和实地考察，非常辛苦，甚至考察现场时还受了伤。

　　熊召政：写《张居正》 ，我当年做了6年案头工作，才一年一部写了四本。这次写《大金王朝》 ，我是做了8年的案头工作，才一年出一部，今年再出，明年出齐。我的两本书，耗了我22年，到今年已经用掉了21年。

　　记者：史料浩瀚如海，您如何抓取所需而不陷入其中？

　　熊召政：你要是到我家里去看，我家有5个书房， 3个书房全是宋辽金史，浩如烟海。所有的书，加起来有几千万字，因为你的阅读量够了，当你需要材料时你才知道那个材料在哪里。就像《辽史》 《宋史》 《金史》 《三朝北盟会编》 《宋史纪事本末》 《辽史纪事本末》 《金史纪事本末》等史籍，还有当时所有重要人物的传记、各个地方的县志、当年人记载的各种东西，都要去读，这也是《大金王朝》的写作为什么要8年的时间才动笔。现在一般人就是不愿意坐冷板凳，我真是坐冷板凳的。我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历史学家。

　　那一年， 《张居正》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我到香港，金庸先生请我吃饭，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讲到一个观点，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叫《我读〈张居正〉 》 ，认为我这本书考证得很细，正确地处理了虚构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很多书都有虚构的内容，你读起来就觉得它是真正的历史，而有的书你一读就知道它是胡编的呢？历史的细节取决于真实，细节是要做大量考证的，比如纸是东汉发明的，你让西汉的人拿着纸念圣旨，甚至那时候都没有圣旨，也没有“吾皇万岁” ，你都给编出来，这就叫穿越；比如用青铜器的年代你让他拿瓷碗，这也是不对的，瓷也是东汉以后才有的；再比如衣服的材质，最早的是丝绸，棉布不能随便用。所以你要熟悉中国的工艺美术史，熟悉中国的文化进程。创作中你写的事件是真的，但支撑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假的，这就是戏说；你写的大事件是假的，但支撑历史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这就是虚构，是文化的真实，这是最难的真实。

　　写作中一些很细的感悟和体验也是要考证的。我写辽、金、宋三国，比如诏书怎么写，宋、辽、金各自的行文方式是怎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摆正，如果是其他人写，也许就都随便在那儿胡编了，但我是要把他们三国真正的文体都要考察出来。比如穿衣服，有的朝代、民族会分左衽、右衽、对襟。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不同，我都有考证，很多投降到汉朝来的军人，因为穿衣服不习惯，纷纷又叛变。因为你让我必须穿你的衣服，就像让我续辫子是一样的道理，你改了我的生活习惯。这都是要靠认真考证、研究的，不能忽略不计。

　　历史观：在污垢中寻找洁白，不能老揭伤疤，给我们自己泼污水

　　记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撰写历史资料的人可能有自己的历史观在里面，怎样从中分辨出客观的历史？

　　熊召政：这就要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和文学修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俄法战争，还原历史的感觉非常好，中国也有很多经典历史小说，为什么今天的作家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当不了大师？因为知识积累不足，美学观点很单薄，支撑不了鸿篇巨制。

　　记者： 《张居正》写清流误国，《大金王朝》写娱乐至死。您创作中秉持的历史观，是靠近当时的历史本源、当时的历史真实，还是以当代眼光映照当时历史？

　　熊召政：任何作家写的历史都是当下史，当下的整个社会的潮流和价值观一定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但写作不是说图解当下政治，不是去任意打扮历史。比如《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就是正确的，它从历史中提炼出来是塑造忠臣，塑造孝子，符合明代历史观的精神的。我认为，怎样在洁白中找到污垢，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怎样在污垢中找到洁白，这是文学家的责任。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它向上的一面，也有它没落的一面，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中的有责任感的作家，是将民族的正气传递给当下的人们，还是老揭我们的伤疤，让人们对我们的民族垂头丧气，这是历史观的问题。像我写《张居正》也好， 《大金王朝》也好，我知道当时有很多很多的污垢，我们的人物也不是那么完美的，但他们毕竟是我们民族中引领我们向上的力量，所以要准确把握。只有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历史，我们才可能鉴古而知今，也能起到从历史中开拓未来，把历史中优秀的东西化为今天时代前进的动力，否则我们就等于是给自己泼污水。

　　我当年第一次提出“娱乐至死”时，是因为“超女”的出现，引起我警惕，我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文章，题目是《醉里挑灯看剑》 ，提出要警惕中国过早的娱乐化社会的到来，那是2006年。 《大金王朝》除了娱乐至死主题，还有很多别的主题，形成一个汪洋大海似的整体。比如我当时正在研究宋史，宋朝的灭亡，不是少数民族的野蛮人战胜了文明人，而是草根的政治集团战胜了腐朽没落的政治集团。再就是中华民族中汉民族是起主导作用的，但汉族不能等同于中华民族，中国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二十四史没有一部是少数民族史，包括蒙古、鲜卑、女真、契丹、满人等等。

　　记者：历史题材创作中，很容易有“崇古”倾向，比如将所写的封建王朝美化，但按照一般认识，封建社会是落后的，怎样处理这样的关系？

　　熊召政：你要回头看人类历史，不一定就说哪个王朝就是最坏的，现代就是最好的。历史是有周期性的，历史的进步不一定每一个王朝就比前一个王朝好，这个观点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进程中，可能这个王朝好，后面那个王朝坏，接着又变成更好，更好的后面还有平庸，平庸之后又有好的。你只有在读了很多历史、做了很多研究以后，才能更好地认识历史，那时你是有证据的，也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