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写作让我活得坦然

　　赵丽宏 图/郑宪章

　　作品大受教科书喜爱一事让这位作家相当尴尬，“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写一篇课文”

　　“最讨厌的作家”

　　发微信时，赵丽宏常会附上最古老的微笑表情：一张小黄脸，脸上是弯弯的嘴巴和一对视线朝下的眼睛。这个沿用自QQ的经典表情在年轻人的话语中早已脱离表面含义，现在它经常用来表达无语、冷淡等情绪，其效果相当于“呵呵”。赵丽宏不懂新的玩法，他客客气气地问好、自我介绍、告别，仿佛还嫌不够友好，微笑表情一定要发两个。这种过于周全的好学生式礼貌来自一位前辈，多少让人感觉意外。

　　作家赵丽宏成名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临近大学毕业的赵丽宏出版了人生的第一部诗集《珊瑚》。现在他带着最新诗集《疼痛》出席各种宣传活动，时间已经过去34年。“我做学生写诗的时候就听到赵老师的大名。”诗人西川在11月份北京的诗集发布会上说。发布会的主持人是《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邱华栋，他的开场白也表达了类似感慨：“在1980年代，只有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读过赵老师的诗。”

　　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写诗了。当下，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散文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介绍他：“赵老师的散文是当代作家中入选中学课本最多的。”

　　赵丽宏近年“主要的文字是散文”，而诗歌仍然重要，诗人杨炼对他新诗集的评价“诗须臾不会离开真的诗人”深得他心。他不清楚自己有多少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有研究者在2006年做的不完全统计是32篇。然而，作品大受教科书喜爱一事让这位作家相当尴尬。“为什么课本这么喜欢你的作品”这样的问题他避之惟恐不及。“课本不是我选的，我也没办法。”他澄清，“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写一篇课文。”

　　他时常碰见一些哭笑不得的时刻。有人曾表示在毕业多年后仍然记得他的那篇《顶碗少年》，甚至准确地说出了文章中的“金边红花白瓷碗”。赵丽宏不禁称赞这位忠实读者记性真好，不料对方老实解释：“因为考试考这个。”

　　赵丽宏主动讲起了一个事例，以说明教材对他的负面影响。有学生在网上写道：“赵丽宏是我最讨厌的作家。”老师罚抄语文课文一百遍，那篇课文刚好是赵丽宏的散文《雨中》。文章七百来字，抄写一百遍，也就意味着抄了七万多字。由此，这个学生对赵丽宏印象极为深刻。“用你的文章来惩罚学生，可怕吧。”他说。

　　学生之外，中学语文老师无疑是赵丽宏最广大的读者群体。某地语文老师在某体育馆集体上课，赵丽宏被请去听课。一位全国知名的语文教师讲解了他的《望月》一文，在教案里，把月亮分解成天上之月、心中之月、诗中之月。点评时，赵丽宏委婉表达了内心想法：他很喜欢这位老师的解读，但他写作时并没想到这些；而且，不能规定学生都要这么想。

　　他忍不住要为自己的文章做一番解释，批评语文课本只允许出现正面的、向上的东西，他的某篇入选文章曾因此被删掉结尾，减少了文章深度。“要把世界的复杂性告诉他们。”赵丽宏说。上海另一位作家叶开谴责现有教材像三聚氰胺一样毒害学生，但这种声音在他看来就过激了：“我的文章即便删掉结尾，也不是三聚氰胺。”

　　很多人因为课文而知道赵丽宏的名字，从这个角度，他本人也认为入选教材不是坏事情。《雨声》是他颇为满意的作品。他细致地描写了一个雨夜中，他所能感受和想象到的雨水制造的各种声响。结尾写道：“让我也成为雨的一部分，湿润自己的同时，也湿润了世界……”阅读题里的答案中，这句话被看作“揭示主旨”，赏析文章里评价：蕴涵隽永，给人美好的回味。

　　学生们被应试教育折磨得头昏脑涨时，大概无暇领会创作者的际遇和心境。他在油灯下写就这篇散文，就实际经历来说实在难言美好。写文章时，他作为上海知青到农村插队，白天下地干农活，又累又饿，夜里回到居住的茅草屋，逢上大雨，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他看着雨水漏进屋内、打湿被褥而毫无办法。那是赵丽宏人生中一个“很可怕”的雨夜。

　　躲进书里

　　作家写着写着不写了很容易，但对赵丽宏来说，似乎停笔反倒更难。他出生于1952年，写作生涯始于1969年，延续至今。从下乡插队的高中生，写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颇有名气的学生诗人，再到《萌芽》杂志诗歌散文组的编辑、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漫长的47年时间里，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也亲历了80年代的中国文学黄金时代。一生的经历都能用文字记录下来，他才觉得人生没有虚度。“大部分人做不到，我倒是非常执着地做这件事。”赵丽宏说。

　　在名为“赵丽宏微博”的新浪微博认证账号上，粉丝有一万，但微博却只有2011年初开通时的惟一一条。近几年他用起了微信，但坚持不发朋友圈，别人的朋友圈消息他会看到，也坚持不评论，因为“发了言别人也要讲，你必须要回复，不回复就不礼貌，这个太痛苦了，太费精力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认为电脑违背人性，直到作家徐迟在电脑上完成了《江南小镇》，他才接受不用纸笔的创作也不一定写得更差。

　　2011年，爱尔兰，赵丽宏在其英译诗集首发式上为读者签名 图/受访者提供

　　2014年，有出版社编纂了18卷本的《赵丽宏文集》，收录了除剧本外几乎所有发表过的文字。赵丽宏借机回顾了一遍写作经历，主要文章都在。他承认，写得太多了，“我自己都没勇气看一遍。”以数量论，他已经出版了八十余部图书，包括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剧本。

　　“当然也写得不够好，有很多败笔。本来我也没什么野心。”赵丽宏说，“只是这样写着写着，我可以活得比较坦然和愉快。”作家的野心是想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得非同一般，所谓现代的章法结构、题材的变化，赵丽宏说他也追求这些，曾经有过华丽的写作，一度用完全诗化的文字写大自然，比如《致大雁》、《假如你想做一枝腊梅》，现在他的写作“归于平淡”，用简单的文字来写，“关键是你的内容、你的心。”

　　他的人生有两件要务，读书和写字。除此之外，没时间做别的事情。几乎每一次接受采访，他都不厌其烦地讲述书在最灰暗的日子里给了他光明。

　　“你可以考上任何一所大学。”赵丽宏的高中老师曾告诉他。然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正常的人生轨迹，高考制度骤然被废除，知识青年被要求“到农村去”。顶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成分，赵丽宏去不了北大荒插队，也不能待在上海的家里，否则他的父母会因妨碍上山下乡运动而遭到批判。家里人自谋生路，把他送到老家崇明乡下去投亲靠友，村里不缺人，只同意给他落了户口。

　　1969年，赵丽宏到江苏宜兴的一个木匠家里做学徒。人生的第一课教他认清了现实。做学徒的日子太苦了。他记得，做学徒的五个月里，他不能碰木头，只是不停地磨刀、干杂活、打下手。木匠的儿子告诉他，要磨三年。他没学到什么手艺，却在寄人篱下的日子里见识了人情冷暖和生活艰辛。他待不下去，回了崇明，在亲戚的帮助下以不要工分为代价留在了农村。整日在地里干活，前途无望，生活苦闷。

　　下乡插队时，不到20岁的赵丽宏写过一首后来广为传颂的诗，叫作《火光》，是当年绝望心境的写照。诗里写道：假如，坐上一只小小的舢板/没有船桨，也没有蓬帆/没有舵把，也没有指南/头上，是呼啸横行的风暴/身边，是劈头盖脸的浪山/只有海鸥凄厉的呼嚎/在灰暗的天空里时续时断/只有鲨鱼惨白的牙齿/在起伏的波浪间一闪一闪……

　　作家陈村写过一篇《我认识的赵丽宏》，提及赵在崇明时学过绣花，自己画图样，一针一针照着绣。“为了磨性子。”赵丽宏向陈村解释。他希望陈村不要写这个细节，“没什么意思。”

　　赵丽宏更愿意讲述的是一段近乎传奇的经历：在农村时，农民们看到这位上海知青闷闷不乐，又知道他喜欢书，于是纷纷把家里的书拿给他，有《二刻拍案惊奇》、《唐诗三百首》、《七侠五义》、《卧虎藏龙》等各种书，一位老太太甚至送了一本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他找到了一个乡村学校的图书馆——曾有当地乡绅办学，农民们从那里拿书做火煤，对他而言却似发现了一个宝藏。有了书，眼前的苦难可以对付了。

　　在《躲进书里》一文里，已经是专业作家的赵丽宏写道：“我已有七八个书橱，大概有好几千册书吧。要想把所有的书都读一遍，几乎不可能。于是我常常站在书橱前，慢慢地扫视着那一排排五彩斑驳的书脊，心里在想：今天，我能躲进哪一本书中去呢？”

　　两种写作

　　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赵丽宏已有作品发表，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解放日报》、《朝霞》之类的主流刊物上登过他的政治抒情诗，口号式的句子。

　　他承认这段历史算不得光彩，“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这么干。只有这么写才能发表。”这种政治写作最早开始于在农村的日子。他成了村里的土记者，虚构一些“毛选”帮助农民克服困难的桥段。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他执笔的发言稿，讲一位老队长独自在油灯下读毛主席著作后豁然开朗，第二天一早信心百倍地带着生产队社员们去劳动。在地里干活的赵丽宏听得羞愧不已。但至少写字时不用干农活，这对一个城里来的文学青年而言是最好的事情。文章写出名气来，后来县长的报告也找他写。赵丽宏不敢拉家里带来的小提琴，因为“农民会像看动物一样看你”。然而一个真正的作家所不齿的宣传式写作，却深得农民赞赏，给他找到了立足之地。

　　到现在，赵丽宏身上的众多头衔依然会给外界一个作家之外的印象。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作品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维基百科把他划分到了政治人物的类别。“有些人现在把我归为专门写主旋律的，这种人根本没有好好读我的文字，读了一两篇就下定义。”他听见过这样的言论，否认道：“我完全不是一个政治的人。”

　　2013年，赵丽宏获得塞尔维亚 “斯梅德雷沃诗歌节”颁发的国际诗歌“金钥匙奖”，与斯梅德雷沃市长和德拉根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即便作品不能发表，赵丽宏始终保留着个人化的写作，这点颇令他自豪。70年代中期，除了写政治抒情诗，他在日记本里默默写了不少对大自然的描写、个人的情感等等。到了80年代，有一首名为《痛苦的基石》的诗，因为基调是“痛苦”，没能收录在他的诗集中。他出版过一部叫作《岛人笔记》的书，写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见闻。在他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中，都能找到对那段残酷年代的描写。但大部分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写着清新美文的作家，描绘美丽的春天和美好的情感，因为名字中有个“丽”字，常被误认为是女性。

　　他的笔记本上陆陆续续记下来许多片段，一个词、一个意象或者一句话。2014年起，他开始把零碎的灵感整理出来，丰富成一首首的诗，于是有了今年这一本名为《疼痛》的诗集。“一个再温和的人，内心也有愤怒的时候，看上去再快乐，内心也有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赵丽宏说，这些诗是他个人的秘密，从不示人，这本诗集是一次公开。

　　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诗集做了颇为繁复的设计，封面的书名是一个硕大的英文单词pain，书名上方两道金色的划痕像是两道伤口，黑底，白色的纱布裹住了书的外层，而在内页，每一张书页的页码旁也都伴有一个金色的伤口状图形，看上去这确实是一本“伤痕累累”的书。这并不是赵丽宏的设计，拿到样书后，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很满意出版社所下的这番功夫，尤其是书中插入了一些手稿，“处理得很有吸引力”。但是，他也向出版社提出了一个意见，页码不应该排在文字的中间，会妨碍阅读。最终对方坚持了原有版本，因为“要设计得与众不同”。

　　“我一直有个说法，叫以不变应万变。我永远是这样想，以我的初心面对周围的事情，不变的是我的心，变的是世界。但不变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苦难、灾难，最可怕的事件和变化，我们都经历过，少年的心历经沧桑后回望，同样的事情会不一样，这就是我的这本诗集。”赵丽宏说，“现在写出来真有这么多人读你，好事情是要求更高，坏事情是不像当年的纯粹。其实我写诗的时候，这个念头是没有的，没有想到写给谁看。”

　　小时候，他跟着母亲去监狱看望舅舅董致平。董是无锡天主教堂的本堂神父，当时被打成反革命，戴着铁镣出来见他们，送给赵丽宏一支永生牌钢笔。赵丽宏非常执着地写了四十多年，这次非同一般的见面也不例外地写入散文并发表。文章有个光明的尾巴，董致平恢复了自由，冤案也得到纠正，在无锡天主教堂成为了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神父。

　　他讲起这段经历，内容和文章里大体一致，只是多了一个没写进去的细节。他去见舅舅的时候，舅舅被加判了三年刑，原因是安慰难友“心里有主，会有光明生活等着你们”，结果被人检举。董致平和另一个神父被绑着上过刑场，互相安慰，做临终的弥撒。那位被枪毙了，董致平才知道自己只是陪绑。

　　赵丽宏不信宗教，这位舅舅却对早年的他影响颇深。他愿意写人性中的善、大自然的美，因为“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人生是过得下去的”。

　　这些年约稿很多，却没人找他写诗，诗坛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他写诗了。“在80年代我是写诗的，北岛和舒婷是我的好朋友。”他为自己辩解了两句，也没有更多失落了，感叹一句：“唉，年轻时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大堂接受采访。聊到回乡插队时的绝望日子，一时兴起，顺口背起了那时写的诗句：“或者让火光成为我生还的信号/或者让火光成为我葬礼的花环。”

　　年轻时的作品仍然让他满意，“这种诗一生中也写不出几首。”他顿了顿，大约是回味了下，笑道：“太绝望了。人生没有这么绝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