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科学、东方与西方的殊途同归

　　“现实的光芒”展亮相沪上引关注，系统梳理中国人物画现代化历程——

　　与阿 像 蒋兆和

　　都市午餐 田黎明

　　自2012年起组织开展的“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是文化部推动美术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活动开展至今已5年，已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2016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项目经过专家认真评选，并经文化部审核通过，共有29个常规展览项目与2个巡展项目入选。其中，7月26日至10月23日，中华艺术宫联合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共同主办的“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亮相沪上，自开展以来引起了广泛关注。

　　作为“同行——2016美术馆联合大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首次关于中国人物画专题研究的大型学术展，“现实的光芒”展以280余件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物画代表作，从纵向上梳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发展历程，从横向上展示多个流派的涨落，亦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作为主线，映现人物画面对社会现实的发展、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所做出的反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番汇集国内9家艺术机构的藏品，包括中华艺术宫、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浙江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以及艺术家及家属提供的许多珍贵作品，使得展览能够全面而系统地呈现中国人物画的现代化历程；为有效利用各自场馆优势与馆藏资源，加强美术馆馆藏之间、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进行了有益尝试。

　　从视觉文献中直观创作转型

　　蒋兆和的《与阿Q像》，李斛的《嘉陵江纤夫》，黄胄的《载歌行》，刘文西的《山姑娘》，周思聪、卢沉的《矿工图》组画，方增先的《帐篷里的笑声》……展览现场，观众驻足于一幅幅在美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面前，以生动的视觉文献直观中国人物画的演变；展览中“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与生活的礼赞”“思想与语言的自觉”3个板块则以时间为轴将演变过程加以细分。

　　20世纪初期，新的时代思潮冲击封建旧文化，隐逸、遁世的文人画观念受到质疑，积极、入世的艺术得到提倡，雅与俗的壁垒被打破。现代人不仅入画，而且有了别样的画意。展览中，齐白石创作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乞丐图》《挠背图》《背手闲吟图》等6幅人物画可谓珍贵——他的人物画并不多，却件件令观者忍俊不禁，尤其《搔背图》，画一位老者用挠子瘙痒的情形：老者袒胸露背，将衣袍脱至腰间，右手拿着挠子“全情投入”地搔背，并露出满意的神情——与传统概念化的人物画迥然不同，用笔简单而富有意趣，形象简洁而深蕴内涵，洋溢着纯真质朴的生命力。

　　既是漫画家，又是中国画家的丰子恺，敏感于新时代思潮，艺术观念明确——他贴近生活，最喜从日常琐事中搜寻素材，而日本浮世绘这种以刻画风俗人事为主的形式则是其将艺术与时代相结合的突破口。展览中，上海中国画院藏的一幅《家家扶得醉人归》，描写两对夫妇相依微醺的情态。杨柳摇曳、小燕欢畅，淳厚的酒香伴着和煦的春风飘散开去，令人倍感“小确幸”的祥和。

　　以山水画在美术史留名的关山月，曾于抗日战争期间，创作过一批表现苦难民众的人物画作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成为他思考的主要命题。此次展出的《中山难民》创作于1940年，画面远景是隐现的城市，中景是倒塌的房屋，前景则是席地而坐、衣衫褴褛的老者和幼童，强烈的现场感让观者仿佛身临其境，又透出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

　　曾在汉唐主宰画坛的人物画，发展至元代渐趋衰落；宋元文人画追求简练、灵动的诗情，成就了山水与花鸟画的高峰。在“现实的光芒”展览的策展人、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裔萼看来，因与现实日趋疏离，人物画走向没落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转型期的人物画一扫曾经的孤高清冷、泥古不化之气，多了温暖的关怀、激情的创新。为人民传神，为时代写照，中国现代人物画形象地记录了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亦反映了文化的转型与思想的变革。人物画兴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关注现实、贴近人生是中国现代人物画兴盛的根本，也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向。”裔萼说。

　　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传统

　　蒋兆和的《与阿Q像》作于1938年，以没骨法用笔为基础，又融汇了西画造型之长和山水画的皴擦点染技法。从这幅作品，可以了解蒋兆和与其师友徐悲鸿如何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革新中国画理念，将中国人物画引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后来，理论界把由徐悲鸿、蒋兆和先生共同倡导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教学思想和创作方法概括为“徐蒋体系”，在传统人物画的基础上，加上写实油画的造型和色彩等技法，成为现代人物画的起点。“我们这一辈，凡是学水墨人物的，大概都临摹过蒋兆和先生的这张《与阿Q像》。”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认为，正如法国文豪福楼拜所言——科学和艺术在山麓分手，回头又在顶峰汇聚，“通过这次展览回溯历史，‘徐蒋体系’带给人们的启示，正是艺术与科学、东方与西方的殊途同归。我们希望能与当代中国人物画家以及广大观众，一起重拾重新找到时代的精神，以及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

　　“徐蒋体系”将西方科学的造型方法引入中国画的教育体系，强调素描功夫；1963年，另一位在美术史中承上启下的人物——方增先出版了一本定价1角6分、名为《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的小册子，为水墨人物写生技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这本书1973年进行再版，发行量很大。“我们都是从这本书得到启蒙的，它影响了整整两代画家。”施大畏说。1964年，方增先创作《说红书》，将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写意花鸟画传统融为一体，他曾谈到：“文人画历来追求和谐优美，似乎没有给人一种强烈刺激的印象，像西方画所谓的‘冲击力’。于是我便思考，水墨画能否达到有冲击力的壮美。”20世纪50年代中期崛起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在表现现实方面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传统。方增先所开创的新人物画风，影响了刘文西、周思聪、卢沉等一大批画坛健将，亦创造了南北交融的新格局。”施大畏如是说。

　　有情怀必然有趣，有趣却未必有情怀

　　从不似到似，又重回不似，中国画现代人物画在语言上的自觉，体现的是不同时代人对艺术价值的不同判断。近二三十年来，现代人物画从情节性的人物形象描绘转向对于象征性、寓意性人物形象的发掘；画家们自觉地在强化语言的过程中，探索笔墨与造型的关系，并形成自己的笔墨个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题材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表现——他们身处其中，享受都市生活的便捷与丰富，也承受着其喧嚣和浮躁。李孝萱创作于1995年的《大客车》描绘了百余人拥挤在一辆双层巴士上的场景，人物采用小写意运笔，敷以土黄色，汽车则以大写意渲染，都市人时尚、陌生、紧张的众生相呼之欲出，调侃、辛辣的笔调揭示“都市梦魇”的焦虑与无助、荒诞与虚无。

　　同样是表现都市，田黎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着意探索中国水墨画的现代转型——他吸收西方印象派对光影的表现，拓展了中国传统的没骨法，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澄澈透明，画面整体笼罩着朦胧的诗意之美。此次展览中，他创作于2012年的《都市午餐》让人印象深刻——喧嚣、拥挤、充满雾霾的都市，在他的笔下却是个人理想化的表达——宁静、温暖、充满阳光，他以清透空灵的笔墨呈现一种过滤后的纯净。

　　施大畏认为，“都市题材的格局未必就是小的，但现在有的画家一味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却忽视了情怀的重要——有情怀的作品必然会有生动的趣味，反之，有趣的作品却未必有情怀。当代画家的命题就是要表现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推动与压力，人性的桎梏与释放，以及人对生命敬畏与自省的情怀。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关照时代的精神、中国绘画的精神，不变的一点是以情感的温度表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