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迎来60周年华诞

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迎来60周年华诞，中央乐团合唱队老艺术家深情回忆——

“合唱”老故事里的优良传统

　　“那个年代生活条件艰苦，但心里是甜的，因为能唱出很好的作品。我来到中央乐团，觉得非常光荣，因为这里有全国第一的合唱队，《沙家浜》、毛主席诗词等很多曲目都是由中央乐团合唱队首唱。”“1979年，中央乐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一届国际合唱节，改变了国际上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比较落后的固有印象。那时我们说到‘我是中央乐团的’，都非常骄傲。”“当时，广播电台里放出一段歌声，听众立刻能听出是中央乐团唱的。”……今年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成立60周年，中央乐团合唱队老艺术家近日相聚在一起，回忆往昔，70多岁的女高音歌唱家刘捷说起在合唱队的艺术生活点滴，充满浓浓的情感。

　　那时合唱队中流传着一段趣谈，一场演出中，母亲在台上唱，孩子在台下听，回家之后孩子说，妈妈您唱得真好，我都听见了。“其实这是不对的。”刘捷说，“因为合唱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合唱队的成员不仅声音上要和谐，思想上也要合拍。”她说，当年指挥家严良堃为合唱队执棒，要求大家排练时都带上纸笔，把合唱的要点仔细记下来，回去勤加练习。指挥会不定期抽查练习成果，四个声部各选一人同时演唱，每个声部的演唱者唱自己的，听别人的，“你衬我，我衬你，该突出时才突出”“如果没有达到要求，我们会觉得羞愧”。每个演唱者都是一心一意为了艺术，刘捷回忆，每到早晨，中央乐团职工宿舍和平里小区，练声、练琴的声音此起彼伏。合唱中一个人偷点懒，可能别人不会发现，但刘捷说，演出中如果唱得有一点瑕疵，回来都要懊恼半天。“每个人都觉得，唱好一首歌是自己的责任。”

　　女高音歌唱家翁若梅今年91岁，回忆起自己在中央乐团的成长历程时说，她上世纪50年代年来到中央乐团，当时自己唱还可以，教别人就不知道怎么教了，业余时间就到其他音乐院校去听课，听别人是怎么教学生的。“我没有上过音乐学院，来到中央乐团后，从指挥家严良堃处理作品的方式中学到了很多。教学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想唱好一首西方的歌曲，先要过语言关，我本身学习过俄语，为了辅导学生，自学了法语和意大利语，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歌词里每个词的意思，纠正他们的发音；又比如，老师要有舞台经验，因为课堂上唱和舞台上唱是不一样的。”翁若梅说，从事了教学工作，每次演出，数数合唱队有几个演唱者是她教过的学生，心里特别满足，是中央乐团让她有了这样的收获，后来任何学生，不管是上她的课，还是请她指点，她都很愿意。

　　许多老艺术家都对中央乐团的一个优良传统念念不忘，那就是坚持高雅音乐的普及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央乐团一直在面向工农兵举办音乐会，演出开始之前，会为观众讲解一件乐器，介绍一段乐曲。70多岁的女高音歌唱家刘晓露回忆，当年大家卷着铺盖、拎着洗脸盆下乡，坐火车、汽车到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为基层老百姓演出。晚上住在后台，或把大幕一拉，就住在舞台上，经常一住就是几十天。有时候带着炊事员，有时候不带，三餐就在街边解决。80多岁的报幕员章雪萍回忆，有一次中央乐团到开封演出，那里风沙很大，一些演唱者住在走廊里，“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互相都不认识了，满脸是土”。章雪萍说，那时演出不计报酬，劳务费只有3角钱，如果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结束后可以吃到一顿“大烩菜”作为夜宵，大家就很高兴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央乐团许多演唱者利用业余时间，无报酬为初中、高中上音乐课，除了教学生发声，就是帮他们排练合唱。“学生从小有了这个基础，后来一直热爱合唱。”曾在101中学无偿教学3年的刘晓露欣慰地表示，“现在每个公园里都有业余合唱队，他们唱《太行山上》《半个月亮爬上来》《黄河大合唱》等，都是当年学校里就唱过的，如今合唱事业在城市中蓬勃发展，和当年的音乐普及工作分不开。”

　　80多岁的女低音歌唱家王岫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德国指挥家给我们排练，翻译走开了一会，德国指挥家就直接指挥大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他的要求，我们完全表现出来了，事后指挥家称赞说，这个合唱队非常棒。”奥秘何在？老艺术家们回忆，那时，演唱者每个人内心极其单纯，全部心思都在艺术上。“指挥动作本身就是一种传达，合唱本来就不需要翻译，不是说、听、做，而是从指挥的手到演唱者的心，再到口。”王岫云说，对待观众也是如此，“歌声是从我们心里出来的，掌声就会从观众的心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