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传统可以改变，“道统”是不能改变的

传统可以改变，“道统”是不能改变的

——台湾著名导演李行谈电影

电影《原乡人》海报

电影《唐山过台湾》海报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说，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都是来自‘唐山’（在台湾，‘唐山’是对大陆的代称），中国就是我们的原乡。”十年后的1986年，台湾著名导演李行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唐山过台湾》（指历史上从大陆到台湾开基创业的移民活动）。2016年，又是一个时间节点，86岁高龄的李行莅临不久前在京举行的第八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影展，每当忆及他口中的“唐山”，李行都声若洪钟。

　　“健康写实主义”

　　并非完全照搬社会现实

　　李行1930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底随父迁台。“在1947年和1948年，很多人都跟着蒋介石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当年我还在苏州大学读一年级。”李行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我在苏州读的是艺术教育系，到台湾以后寄读台湾师范学院（后来改称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当时想着以后能回来，但没想到现在还在台湾。”李行说，读书时他的兴趣就在戏剧，而不是教育专业。在学校里，他积极参加剧团活动，不仅演戏，还亲自参与导演，执导过夏衍的《岁寒图》和李健吾的《以身作则》两部戏。“除了在学校演戏，我同时也参加社会上职业剧团的演出，所以我是在舞台上成长起来的。”李行表示。

　　李行的导演之路充满戏剧性，他在从事电影演员遭遇打击之后，转而一心从事导演工作，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转折。“我是看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反映中国现实、描写人民生活疾苦的现实主义电影成长的，那个时候我看电影，从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做导演。到台湾以后，我从演话剧开始，慢慢有机会参加电影演出，后来被一些导演羞辱以后我就退到幕后，开始走导演的路子了。”1959年，李行和两个朋友联合导演、由他担任执行导演的闽南语片《王哥柳哥游台湾》问世，宣告了他导演生涯的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心团结，海峡对岸的很多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的大陆人，原本期待着尽快回到故乡的愿望越来越渺茫。“很多人离开了家（大陆），有的太太没来（台湾），有的父母没来（台湾），有的儿女没来（台湾），所以很多家庭都是离散的。那时候，人心是非常苦闷的，一年一年，越来越觉得回大陆希望渺茫，非常悲观，不晓得前途在哪儿。”李行回忆说，作为从大陆迁居台湾的电影人，他对当年台湾的这种真实社会现象感同身受，因此其随后执导的第一部普通话电影《街头巷尾》就立足于此，故事中讲述大家都没有钱、没有土地，一起杂居在现在所说的“违章建筑”中，“是一些小市民住在一起，守望山河的故事。”李行说。

　　“拍《街头巷尾》前，我拍了12部闽南语电影，那时投资人让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但我逐渐在觉醒，而《街头巷尾》就是我自己想拍的电影。”李行说，尽管包括《王哥柳哥游台湾》在内，他所拍的闽南语片在岛内深受观众喜欢，但其内心里更加倾向于“不走寻常路”。恰巧，当时国民党的“中央电影公司”（简称“中影”）刚改组，总经理龚弘刚上任后，为了与香港等地的电影公司竞争，决定投拍更多像《街头巷尾》一样描写台湾真实故事的影片，龚弘刚遂提出“健康写实主义”制片路线。“‘中影’推出的第一部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就是李嘉和我联合导演的《蚵女》，写渔民的故事。紧接着，第二部是描写农村故事的《养鸭人家》。台湾经济发展是从农村开始的，所以这两部戏确立了台湾电影反映现实的创作风格。”李行表示。他强调，他所拍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是选择性的写实，并非完全照搬社会现实。

　　就这样，《蚵女》不仅成为台湾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式作品，更于1964年斩获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再加上1965年李行独立执导的《养鸭人家》获第三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最佳导演奖，两部作品开启了李行导演生涯的一个黄金时代，他的健康写实主义系列电影也由此成为经典，被载入中国电影史册。“《街头巷尾》拍出来以后，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学者、大陆电影界的朋友看了以后，都觉得似曾相识，实际上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的延续。”李行认为，他的这一系列健康写实主义影片一脉相承于早期中国电影的传统，也就是他所强调的“道统”。“拍《街头巷尾》传承了早期中国电影的道统，才有了今天的台湾电影。传统可以改变，‘道统’是不能改变的，因为一脉相承，台湾电影才能有直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李行说。

　　两波琼瑶电影热

　　带火了台湾影市

　　拍完《养鸭人家》以后，李行导筒一转，选择了改编琼瑶小说。对此，很多观众及电影研究者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去拍琼瑶小说呢？其实琼瑶小说非常不写实。”李行谈起来也乐不可支，认为她的小说里所反映的男女爱情都是“不正确的”。“当时，主要是为了增加观影人群，我就说我们不能一路去拍农村、渔村，也要拍一点观众喜欢接受的。”李行坦言，那时琼瑶的小说在台湾很受读者欢迎，“中影”就买了她的《六个梦》，于是他选择了其中一个故事进行改编，其后的电影名字叫《婉君表妹》。“讲三个表兄弟追求一个表妹的荒唐故事……老大是个文弱书生；老二是个时代青年，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老三是个比较调皮的大男孩，最后难分难解时，老二出走去参加黄埔军校、参加革命了，这就是健康写实。”李行说。

　　“紧接着，我改编了《六个梦》的第二个故事《哑妻》，拍成了电影《哑女情深》。影片中男主角娶了哑女之后，没想到生下来的女儿也是个哑巴，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最后哑妻把女儿抚养长大。”李行说，“影片里反映的残障教育的问题，也是健康写实的表现。拍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实际上也有健康写实的部分表达。”同时，他也希望把琼瑶的小说改编成卖钱的电影。而实际上，《婉君表妹》和《哑女情深》两部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大好，“很多公司和电影人就继续拍，大家都去向琼瑶买小说版权了，这是第一波琼瑶电影热潮，也把台湾电影带起来了。”李行回忆道。

　　此后，随着一些电影公司急于赚钱而潦草拍摄，一度炙手可热的琼瑶电影从票房保证逐渐变成了票房毒药。1971年，李行导演了他一直想拍的电影《秋决》，不仅卖钱，而且荣获第十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和最佳导演奖。“《秋决》都拍成了，以后什么都可以拍。”事毕，李行对与他合作多年的编剧张永祥说。“再后来，我们发现在台湾很多女学生都喜欢看琼瑶的小说，就决定拍一个以女学生为主角的电影。”1973年，在琼瑶的推荐下，原本想拍《窗外》的李行拍了《彩云飞》，不期然又引发了第二波琼瑶电影热潮。“我拍《彩云飞》以后大卖钱，琼瑶有了之前的失败教训后，就不再把小说的电影改编权卖给别人了，只卖给我，我一口气拍了《心有千千结》《海鸥飞处》《碧云天》等6部琼瑶电影。”李行说。这之后李行导演的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早安台北》，重新回到健康写实主义的路上，且均相继斩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一时风头无二，使其成为著名的“金马奖”获奖专业户，并捧红秦汉、林凤娇、钟镇涛等不少电影明星。

　　从1958年到1986年，数十年间，共计50余部影片，李行的故土情深在他执导的电影里深深印刻，以至于有评论认为他的创作偏于保守，坚持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拥护传统道德与家庭伦理。对此，李行表示：“我成长在中国传统的时代，专讲中国伦理道德。在我的电影里面，父亲是慈父，母亲是严母。实际上，现实生活正好是相反的，我父亲是严父，母亲是慈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李行始终认为，他拍的电影就是中国电影。“《原乡人》的英文翻译就是《中国，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