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价值的两种批评家

 最近读到作家哈金谈论文学批评的一篇文章，颇有见地，其中有一个观点值得咀嚼，他认为：纵观文学史，最有价值的批评家有两种，一种是作家，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发现或悟出独特的看法——比如贺拉斯“予以娱乐和施以教化”的诗歌功用说，是亘古至今的真理；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现在仍然被一些诗人奉为美学准则；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第七章的头两页，为“小人物的文学”设置了理论根据；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的批评文章，勾勒出了古今文学的基本构架和原理……另一种有价值的批评家，是热爱文学的学者。他们通过精读和对文学作品系统的掌握，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并依据自己的体系来衡量判断作品的意义和质量。比如美国的第一位犹太人英文教授昂内尔·特里林就是这样的评论家，也是大学者，他以传统的人文主义和对作品的细读构成自己批评理论的基础，他编写的选集《文学》仍然是经典的教科书，对教本科生的文学课教师非常实用。

　　这是很有意趣的“发现”。在现实中，真正好的批评家，往往并非“职业批评家”，而是作家和学者。我们经常发现，有些批评家洋洋万言却言不及义，而一个作家的寥寥数语却能一语中的。我们有时候读韩少功、读王安忆、读余华，发现他们使用的不是“理论语言”，却比“文学理论”说得更精准、更到位。他们的批评文字，未必著一字于批评，却暗藏锋芒，字字珠玑。

　　优秀的学者亦然。所谓优秀学者，不是那种只擅长“掉书袋”的冬烘先生，而是用生命感悟文学，本身具有作家气质的学者。由于他们既有学术素养，又兼诗人风骨，所以一旦从事批评，每有真知灼见，道常人所不能道之言。而且，批评家的人格特征也是不能忽视的，越是人格优秀的作家学者，越有可能生产卓越的批评文字。比起那些可着劲儿寻找论文题目而鲜有生命冲动的所谓批评家，两者之差，可谓天壤之别。

　　如今放眼望去，文艺批评领域的翘楚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要问因由，恐怕主要缘于“表演”和“理论”的抵牾：形象思维极佳者，未必擅长抽象思维。所以常见的景观是，很多著名艺术家，一上台明珠闪烁，一下台哑然失声。让他们说出点道道，肚子里有，嘴上倒不出。不过据我所见，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未必完全“说不出道道”，而是不喜欢程式化的僵化语言。有时候，他们灵光一现的三言两语，恰恰命中目标，给理论家醍醐灌顶的启迪。聪明的批评家，可以透过似乎不着边际的只言片语，发现吉光片羽，捞到宝物，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

　　现在的文艺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者居多，其他的艺术批评家，诸如戏剧电影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杂技曲艺方面的批评家，数量就少得多了。对此有人建议，何妨“调剂”大专院校中的文学理论骨干，充实文艺批评队伍。这样做是一举两得，既弥补了文艺批评队伍之不足，又让文学批评队伍“分流”出去，以免挤成一堆，“粥少僧多”。心是好心，但操作性甚差，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才能结构，均为短板。

　　制度安排上，你得让这些批评人才经常辗转于剧场影院美术馆音乐厅。没有广泛的审美实践，光靠纸上谈兵，哪会有什么批评成果？而更为重要的，还是这些批评人才的才能结构。假如他们个人兴趣索然，眼睛黯淡无光，不为艺术发烧、发亮、发火，只善于埋首故纸堆或参考鸡汤书，寻章摘句地为某部戏剧、某部电影、某个画展、某场音乐会写几篇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文章，而非“业内人”似的血脉偾张、激情难抑、悲喜与共，高质量的文艺批评也是不可求的。不客气地说，不少从事文学批评者，连“文学”一脉尚未搭准，遑论“文艺”？相对来说，文学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唾手可得的平面文本，研究成本不高；而其他艺术门类，均为“立体对象”，需要“前置”各类专业素养。如果你都伺弄不好文学一项，也就别“跨界”了。

　　哈金所说的“两种最有价值的批评家”中的作家，在艺术领域，可代入戏剧家、电影家、美术家、音乐家等。一流的艺术家和一流的作家一样，也是不言犹可、一言中的。他们积毕生所学，了然于胸，偶然倾吐心得，必有珍宝藏焉。唯可遗憾的是，从高标准衡量，目下这两种“最有价值的批评家”均如恐龙般稀缺。这不怕，重要的是懂得“标准何在”。当我们了悟何为“最有价值”之后，方可目标明确地急起直追。只要土壤合适、持之以恒，假以时日，或可脱颖而出若干“最有价值的批评家”。

　　哈金的说法也是一家之言，可能有些批评家听了并不认同，但其中的启发价值却不应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