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胡同甲2号，说不完的，吃喝玩乐的故事

齐白石与李可染合影（摄影：黄永玉）

1951年，董希文在大雅宝期间创作油画《抗美援朝》

1957年万曼与宋怀桂在大雅宝胡同居所留影

黄永玉在大雅宝工作室中刻木刻

1949年，李小可和董沙贝（摄影：董希文）

　　1953年，28岁的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在表叔沈从文家住了一阵，中央美术学院就给他安排了住处——大雅宝胡同甲2号。在那里，黄永玉住了十年左右，遇到了李可染夫妇、张仃夫妇、李苦禅夫妇、董希文夫妇等众多艺术家，还有二三十个“小喽啰”——艺术家的孩子们。李可染去世后，黄永玉专门写过一篇《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

　　日前，李可染艺术基金会举办“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展览，以艺术家的代表作品，生活、交往、艺术往事文献资料为内容，呈现了一个让人称奇、中国童话式美好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在那里，一群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艺术家，他们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研究方向，但每一个人都用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铸造艺术传奇。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三进院子，20多间房子与中央美院的渊源超过40年，大雅宝胡同的人物，涵盖了中央美院学科建制的各个门类，包括国、油、版、雕、史甚至是工艺美术。这里不仅是一个美院的宿舍，更是一个艺术圈、文化圈。它所建构出的小生态正是一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演进的“历史的现场”。北京画院副院长、美术史研究者吴洪亮认为，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家们代表了20世纪中期中国艺术的主流样貌。他们的艺术风格形成在一个转折的时代，这其中有自我的追求，更有时代的要求，有主动的探索也有被动的塑造，但他们在通变中求变通，这是某种态度，更是对艺术执著的爱。

　　“这里曾是艺术群星会聚之地，令20世纪美术史熠熠生辉的不少艺术杰作就诞生在这个大四合院之中。”评论家李松认为，“提及那时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也就掀开了现代中国美术史的一角。”

　　当年的艺术大家多已故去，当年的“小喽啰”们也已年过古稀；可如今，大雅宝胡同甲2号里那些大咖们吃喝玩乐的趣事，仍在“大雅宝人”之中流转，就如同李可染之子、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李小可说的：“大雅宝是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小灶真香，馋得直流口水

　　说不完的故事里，让李小可印象深刻的是黄永玉家炉子上的猪肘子炖白菜：“是清炖，肘子完整，白菜是整颗的，竖着用刀切成四长条……现在知道这是广东做法，但在当时实在稀奇，我常常趴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煤火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内白色的浓汤和软软的肘子，馋得直流口水。”

　　张仃之子张郎郎的回忆中，也有黄永玉和吃喝的“故事”：“黄叔叔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还真的种上了一棵葡萄藤。据说，黄叔叔在吃完野猫以后，就把它们的遗骸在这里就地埋葬了，这样葡萄就长得特好。”这个故事有点可怕。他还记得，黄永玉为了让全院子的小孩儿都能尝到中秋的葡萄，就把紫红色的玫瑰香和碧绿的马奶子都用细细的红线绑在葡萄架上——这些葡萄是他自己买的。董希文之女董一沙说，黄永玉的出现“带来了很多新东西，在他那里似乎一切都可能变得很有趣，他让生活在东城根儿的人们见识了另一种方式和态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内充满了温馨与欢乐。那个时期，许多社会名人和艺术家经常到访那里，有齐白石、吴作人、萧淑芳、吴祖光、新凤霞、黄胄、黄苗子、郁风、沈从文、华君武、赵丹、黄宗英，郭沫若和于立群夫妇也去过一次。据常濬的子女回忆，郭沫若、于立群辞别李可染夫妇时，正巧是中午时分，院内各家忙于做午饭，满院飘散着饭菜香气。郭沫若高兴地走到他家门前与父亲和母亲交谈起来，临别时风趣地说：“你们的小灶真香！”

　　管住淘气包，就可以管住“全团土匪”

　　说起“小喽啰”们，董一沙记得“小孩儿们常常从前跑到后，不经人请就随便进入别人家玩儿”。据说那时捉蟋蟀是大雅宝的群众活动，几乎每家都参与，因此蛐蛐齐鸣也是大雅宝的一景。“沙贝是著名油画家董希文的大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所以我们是最好的朋友。那时日坛公园外叫豁子，有许多窑坑，坑里的水清澈见底，里面游着各种小鱼和虫子，对我们来说简直是神秘无限的仙境，我和沙贝常常去那里钓鱼玩耍。最有意思的是每到秋天，天一黑我们就带上手电筒和用祙子做的装蛐蛐的设备，还有各种罩子（扣蛐蛐用的），全副武装地到建国门外的城墙下捉蛐蛐。如果能捉到长相俊秀、叫声响亮又能战斗的‘红头王’‘黑头’‘推土机’等，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了。为了改善蛐蛐的生活环境，沙贝在一个大缸里用泥塑出无数小洞，给每只蛐蛐造一个家。黄叔叔有个讲究的澄浆缸，里面永远有一只来历不明的‘大王’，不知是朋友送的还是哪个孩子‘上贡’的，‘大王’是我们梦想的挑战对象。”李小可回忆。

　　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可染可以时常征询董希文对自己作品的看法，黄永玉能够和李可染一起拜访齐白石，董希文能够和王朝闻讨论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大院里的人也可以看李苦禅耍大刀，听李可染拉二胡，听黄永玉弹手风琴，听常濬、邹佩珠唱京戏……张郎郎回忆，邹佩珠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濬先生唱的是《碰碑》；他还记得黄永玉说起过听李苦禅伯伯唱《夜奔》。

　　上世纪50年代，因为大雅宝的这个院子，李可染有机会与一些国际艺术家交流，如住在大雅宝院子里、后来成为捷克抽象艺术大家的贝亚杰，保加利亚的万曼，捷克著名艺术家海茨拉尔，还有当时民主德国的艺术大家海勒。但李小可心中的英雄，却是李苦禅的小舅子——“他是个英俊的专业足球运动员，男孩子们都怀着敬仰的心，听着他用无比自信的山东普通话讲如何守门、带球，我们都会严格按照他的要求训练，以至于因为我天天对着院外的东墙一刻不停地练习踢球，让屋主老奶奶几乎心脏病发作而找母亲告状”。

　　“大雅宝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亲情；中秋节，除了黄永玉“伪装”的葡萄大餐，还有各家的拿手菜，以及从树上摘下的枣、石榴；假日里，黄永玉还会组织“小喽啰”们打着用手绢做的旗子去游园——“那年月去一趟动物园简直如同逛一趟月球一样，机会非常难得。黄永玉命每人自备干粮，外带一军用水壶的凉白开。我们一到动物园见到动物们，大伙儿都乐开了花，如同撒豆子一般跑开，黄先生厉声命令：‘全体集合！排成一队，向右看齐！不许乱跑！告诉你们，这里有的鸟专啄小孩眼珠子当豆吃！有的兽隔笼子也能抓你手当猪蹄吃！从现在起，你们要跟着大雅宝儿童团的旗子走！’原来他带了一个竹竿儿，上头用个大手绢拴俩角儿，就算是团旗了。他特意把团旗授予我。这样，他只要管住我这个淘气包，就可以管住‘全团土匪’啦！事后我才知道，他授旗给我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他事先规定不到中午聚餐时间谁也不许吃东西，但他发现我总是在偷偷吃东西，于是他才用这神圣的旗杆占住了我的双手，不可能偷吃了。这是我长大以后，他才亲自向我‘泄密’的。”——来自李苦禅之子李燕的回忆。

　　而最精彩的，是惯使大刀的李苦禅的“表演”。黄永玉曾对此有过生动地描写，这一段则来自张郎郎的文章：

　　我们院儿里的教授们似乎都比较腼腆，在院子里还偶尔露两手，美院历年晚会上没怎么见过他们的身影。

　　只有李苦禅先生因为功夫一直没撂下，老是有机会演出。我们这些小孩看的机会就多了，他老人家演金钱豹那会儿，还威风凛凛的呢。到后来，有一次春节除夕晚会压轴的节目是李苦禅先生的京剧《黄鹤楼》，他老人家扮演赵子龙。我记得他过去是唱铜锤的，这会儿怎么来个大靠武生？不过我是个京剧外行，也就是看个热闹吧。

　　据说那天齐白石老先生也到场观看，我们院儿两个姓李的教授都是他的入门弟子。他喜欢苦禅伯伯的豪气冲天，也喜欢可染伯伯的含蓄内敛，今儿就是来看苦禅伯伯的演出。

　　好家伙，那天李苦禅先生扎上了全套大靠，白盔白甲，英气逼人。等急急风响起，赵子龙碎步紧捯，一圈圈儿地过场，噔不楞噔仓！亮相！他老人家是高底粉靴外加全套重靠，这会儿已经让他七荤八素、上气不接下气了。定相之后，该朗声报名了。他就用京剧道白喊道：啊！啊！常，常，常，常……就没有下文了！

　　齐老先生第一个哈哈大笑，然后学生、老师及我们这些孩子们全体前仰后合，有的孩子捂住肚子打滚。苦禅伯伯的戏至少起到了师生同乐的目的，我们皆大欢喜。

　　那时候许多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是大人孩子一路走回大雅宝。夜深人静，我们前呼后拥，从校尉营穿过煤渣胡同，在月光下，话语轻轻笑声高。走在路上，李可染伯伯还比画着刚才他的师兄苦禅伯伯拉开架子唱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啊！啊！常，常，常，常……走到什坊院胡同口儿的时候，苦禅伯伯正说着：“幸亏没演出《武松打虎》，真要演那个戏，就变成老虎吃武松了。哈哈！”

　　这些往事，在以后，“大雅宝人”每次开春节晚会的时候都会自然想起，尤其是李苦禅扮演赵子龙的那句台词；张郎郎说，想起当年的情景，每个人都会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渐渐笑出了泪花，似乎在昨天，似乎在上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