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北 福祸并至——回忆我的父亲柏杨在东北的岁月

　　图书简介

　　柏杨去世五年之后，其长子郭本城开始动笔，重温父亲的苦难、斗志和皇皇2000万字的创作历程。《背影》的完成，也让作者更为深入地认识了父亲的精神世界。

　　本书详述了柏杨幼年被后母凌虐、少年失学、战乱从军、冒名读书、远渡台湾以及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著史的人生经历，作者重温父亲的苦难、抗争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感悟。希望通过这部回忆录，呈现柏杨先生“爱好和平的精神”“诚信宽恕的思想”和“坚忍卓绝的毅力”。

　　作者因为父母离异，曾经对柏杨先生有过诸多疏离和误解，本书也是作者走进父亲内心世界的一次心灵旅程。

挂在墙角的诗作内容，印证了柏杨经历艰辛之后的几年喜悦和自在时光

　　父亲一九二〇年出生在河南。但是，他究竟是出生在河南省的开封县，还是通许县，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是出生在他的祖籍——辉县。结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终他被归类为河南省辉县人。

　　父亲的生日，据说是一九二〇年，至于是几月，哪一天，就不确定了。一九四九年，父亲只身漂流到台湾，因为要办户口登记，就报了一个不容易忘记的日子：十一月一日。这是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在国共内战中被解放军攻占的日子，因为当时父亲正在沈阳办《大东日报》，印象深刻难以忘却，所以就顺口报上这个日期当作生日来登记户口。如果当时他报的是十月十日，不知道是否能趋吉避凶？

　　二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父亲被调查局以“匪谍”和“打击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其后，又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从此，他就以三月七日作为新的生日，来纪念自己的苦难。

　　父亲的姓——“郭”没改过，但是名字，却因为自己的理想、人事的变迁和时代的动荡，改过好几次。一九四四年，父亲为了求学，伪造学历证件，曾改名为郭衣洞，被分配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读政治系三年级，并如愿以偿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父亲和一些同学准备另创江山，于是大伙决定前往东北，等待时局平静。就这样，几位同学结伴先到了上海，发觉各省的话、各地的话都不一样，外地人根本听不懂。他说：“我讲的河南土话，他们也听不懂，这让我很感慨，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政府官员每天好像都很忙，难道与他们的国民无法互相沟通，毫无感觉？”语言不通，就像一盘散沙，很难团结，也会造成很多的误会，是政治纷争主要的原因。日本侵华，不也是看准这一点吗？

　　这一行人搭轮船从上海起航，到了天津，再转北宁铁路，好几天下来终于到了沈阳，住进了沈阳市北郊的东北大学。这沈阳的东北大学和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简直是雄伟壮丽得像一个独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要绕校园一圈，可能要走上六七个小时吧。大伙看得目瞪口呆。

　　东北大学是父亲千辛万苦求学的终点，在一九四六年毕业离开，半年后他又回来了。只是从三台的东北大学离开，回到沈阳的东北大学。不久，杨德钧找到一间日本商社的空房子。于是父亲、苗景隆、廖衡就搬了进去，在门口挂上“祖国文化馆”的招牌。他们要开一家书店，在这个被日本隔离十四年的地方，传扬中国的民族文化和精神，以及民族主义的思想。

　　一九六○年以后，在台湾，当时我的父母已经离异，但杨德钧、苗景隆这两位父执长辈，还是常来探望我的外祖父母和母亲。而一九九八年，我在香港探望廖衡先生时，他已经是一家港资开发公司的董事长了，是一位德高望重、毫无架子的成功企业家，他全家热忱地接待我数日。

　　时局依然动荡，人心依然涣散，内战的烽火依然蔓延。在经营书店都没经验的情形之下，斗志还是屈服于现实，大家陆续地离开，各自为五斗米折腰去了。书店没能宏图大展，却让父亲一夕之间，成为一名木材商人。

　　这当然不是真本事，而是因缘际会，运用一些关系担任中介，也必须启动一点机智，克服被倒账的风险。果真，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对方的脸孔变了，出言恐吓说：“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外省人，我们把你丢到野地活埋，你就永远消失了。”父亲镇定地回答：“我如果二十分钟没有出去，同学就会报警，指出你们的姓名。我不怕死，如果怕死，我就不来东北了。你们想要赖账，我马上打电话报案，拆穿你们的骗局。”这样才把他们镇服，成功地赚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他的第一桶金，居然是个天文数字——十两黄金。

　　这桶金拯救了“祖国文化馆”，于是大家重整旗鼓，再度燃起了斗志。果然面包比爱情重要。突然，一个晴天霹雳，父亲假证件的事件又东窗事发了。原来，日本人投降后，学校把毕业生的证件送到教育部，教育部查对南京中央大学档案，怎么都找不到郭衣洞的名字，才发觉是明显的伪造文书，于是下令开除学籍，还通令全国院校不得收容。

　　这么久了，父亲仍然痛心地说：“只有兽性发作的人，才会发出这种置人于死地的通令。想想这一生为上大学所付出的辛酸，全都成了泡沫，我伪造证件固然触法，但何以赶尽杀绝不留一条生路？”我安慰他说：“你手上的毕业证书是自己印的吗？不是吧！那你担什么心呢？你手上拿的是如假包换的正本啊！再说你造假证件的前科累累，如果警方再来个追查通缉，岂不更糟？难道你还想读研究所吗？”就在父亲左手拿到第一桶金时，右手也丢了毕业文凭。

　　不过，父亲做梦也没想到，六十年后，他居然能在台湾，被授以比东北大学“学士学位”还要高出两级的“荣誉博士学位”呢。

　　这个噩耗没让父亲消沉，因为也没时间消沉，有一位东北籍的教育家徐延年先生，在沈阳成立“私立辽东文法学院”，这又是一次幸运之神的眷顾。徐延年先生看父亲是重庆来的校友，又相当成熟活跃，就邀请他当政治系副教授。这个正在向教育部申请立案的草创学府，还没赶得上看到教育部“开除”的文件。真是苦尽甘来，好事成双。没多久，“青干班”的同学徐天祥，又把他带进设于北大营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两人一起当少校政治教官，每个月有主食和俸禄。

　　忙碌教课、双份薪饷，使父亲的生活质量也逐渐好转，他也极其乐意伸出援手，帮助其他落难或清苦的朋友。

　　徐天祥取得一位军中将领的支持，每个月提供一个连的补给品，要找适当的人选办一家报纸。好事不但成双，更是接踵而来。当然这些人选，就落在他们这几个人的身上了。

　　四十五年后，父亲在台北接到一本《辽东文法学院师生小传》，在世的师生仍有二百余名，卷中还刊出一段《柏杨小传》记载说：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许，中国文联组联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小组负责人佟韦，代表我们同学在北京饭店房间，拜望了阔别四十年的老师——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和他的夫人张香华女士。互相寒暄之后，柏杨老师请佟韦转达他对同学们的问候，并表示下次回大陆探亲，定要看望大家，同时也问候徐院长安西、匡扶教授和几位同学。此时，佟韦将徐竹影作诗、由他书写的条幅《遥寄台湾柏杨先生》——“隔海凭栏无限情，元宵佳节忆先生。杯中一两相思月，饮到三更映到明”——赠给柏杨老师。先生极为高兴，连说：“字写得好，诗也作得妙。”表示返回台北，一定挂在客厅正中壁上，以示留念。

　　想不到一个轻轻的脚印，让父亲留下如此深远的温馨。他说：“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人生多波多折，三起四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要心无加减，得失随缘。”

　　这几个年轻人，就在沈阳市中华路找到一栋房子，高高挂起《大东日报》的招牌，买了一部印刷机，结束已经弹尽粮绝的“祖国文化馆”。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就一起住进报社，开始筹备出报，并且向中央政府申请登记。一段时间过去了，《大东日报》始终没有批准下来，而更大的挫折却是整个中国时局上又发生了急剧的大变化。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三年正是时局变化莫测、动荡最剧烈的三年，从抗战胜利的喜悦，到国共内战的爆发，百姓也就仅仅这两年有和平的社会。国民政府军败退的信息并没有传扬，而大家却都知道，国民政府军在东北拥有最精锐、最现代化，而且远征过印度的武装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他们从军服到武器，全都是美式装备。可是，经过两年的内战，局势日趋恶劣，国民政府军屡战屡败，全国各乡镇、县市及南京，都陆续落入人民解放军之手。最后，偌大的东北只剩下沈阳和锦州。而沈阳街头的人数也日日减少，高官富贾纷纷搭机逃离，贫穷小民也纷纷步行逃亡。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湘桂战役开始后，日军突飞猛进，湘、桂、黔三省出现数千万民众逃难的悲惨场景：这是抗战期间最后的一次逃难，也是世界上最惨的一次逃难。现在在沈阳，也要揭开同样的序幕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午，父亲还贸然地跑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才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都已经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

　　父亲脑海浮起两年前在息县被隔绝的影像，内心大为恐慌，于是急忙折返沈阳，感觉到大街上气氛诡异。第二天解放军大批车队鱼贯而入，一辆辆地从《大东日报》的招牌前奔驰而过。这时国共内战已经接近尾声，而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的易手，也是国民党政权最具代表性的溃败。

　　勇气可嘉的这几个年轻人，从“祖国文化馆”到《大东日报》，从满腹的理想到一切归零，还得赶紧逃亡求生，回到东北这一年，真是福也双至，祸也不单行。于是，他们决定放弃一切，廖衡要先回他的故乡哈尔滨，接着辗转来台，稍后到香港定居。而这次他们跟以前逃亡的方式并不一样，那就是脱下平民便服，穿上临时买的国民政府军的军服，但是要拆掉军帽上青天白日的国徽。为什么要改穿军服呢？那是共产党所施行的既往不咎、心战统战的宽大政策，凡是国民政府军，只要手中没有武器，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

　　父亲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文职人员，刚好抓住这个机会，如果再迟几天，共产党政策一变，就可能插翅也难飞了。当时，每个人还都拿着一张“通行路条”走到沈阳车站。偌大的车站人山人海，本该是喧哗沸腾，此刻却鸦雀无声，好似一个古老的废墟。每一条线都很有秩序地排队等候买票，有的已经排到车站外的广场，有的像“S”形转来转去。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更没有一个人吵闹插队。而排队买票的长龙之中，大部分都是平常不可一世的国军官兵。一夕之间，全变成了守纪律、第一流的国民。

　　看着眼前的景象，徐天祥说：“共产党真行！”父亲却认为这是控制下的产物，因为中国人没有约束自己的能力。

　　四十年后在台湾，父亲和孙建章在调查局里面，调查员李尊贤把笔愤然地摔在桌上，磔磔冷笑并大声地斥骂：“你们竟然能穿国军的衣服走出‘匪区’？这就够了，你们已经证明自己就是‘匪谍’。”父亲后来坐在揽翠楼“柏杨居”的阳台上，回忆与现实纠葛着，他说：“在调查局里，手握生死大权的特务，有几个有能力约束自己？而这些都是腐败的征兆。”能说出“你们已经证明自己就是匪谍”这句话，足见客观的智商已经被主观的权力完全蒙蔽，使愚蠢的思维更加蔓延膨胀，永无止境而不自知自己的堕落。

　　抗战末期，政治就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军风、军纪皆荡然无存。这是我们这一代永远不会了解的地方。

　　从历史中可以看见，在战乱的地域，国军跟土匪、强盗没什么分别，有力气的就横行霸道，没力气的就沿路乞讨，军人从不排队，挥舞手中的权力，甚至消费从不埋单。如今巢穴倾覆，只好规规矩矩，失去靠山，连胆也碎了。

　　父亲这一行三人，从上火车，到下火车、出站、过街、雇马车南下山海关，跟大家一样都是安安静静的，每个人都是沉重的脸色。这是一趟奇异经验的危险之旅，入夜之后冷风飕飕，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紧夹着马向前进发。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部队，正要南下攻击北平，这趟马车上的亲眼所见，父亲对于解放军当时军风的严明，不禁咋舌称奇。

　　在黑暗中，那些骤马疾奔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马车这边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甚至加强地说：“我们是蒋匪。”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会一言不发，从没有人刁难。马夫有时还吆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对眼前的亲眼所见，正是“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

　　父亲对当时所眼见的情况，产生了沧海桑田的感觉，把解放军这种质朴和军纪，与国军官兵相比，实在有人位演替的感慨，虽然不至于让自己的基本信念破碎，但是也有了动摇。

　　后来在台湾就有人责难：“把共产党说成王者之师，那国军成了什么？”我觉得针对亲眼所见的现象，与自称仁者之师的国军相比较，长久享受权力自然就腐败，观感上绝对是个强烈的对比。这是定律，可想而知。如果我们自己都还不能彻底反省，一味地只追求自我感觉良好，傲慢地强辩，里子全失，讨点面子也爽，或死的鸭子嘴硬、巧言狡辩，这种意识形态，恐怕更加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三军将士了。

　　解放军的行动跟传统行军恰好相反。他们都是夜间上路，天微亮就进入村落，分别住进民宅，门口从不站岗哨，一个村落里虽然驻扎了大军，表面却毫无异样。他们的岗哨都藏在屋顶上，居高临下，一览无遗。跟父亲这批人同样方向前进的，除了解放军，就是成群结队的国军将士。经过一夜坐在马车上紧张地行走，在接近山海关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位国军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在路上，他双肩架着支架，一步一跌，跌下去再艰难地自己爬起来，然后再一步一跌。他是湖南人，父亲回忆说：“他告诉我们他要回家，家里还有母亲、妻小。他在新六军当少尉，清澈的大眼睛流露出坚忍的意志。我从口袋找出一块大头，塞到他的手上，他收下来说将来定要回报。”战争的残酷，无论是军是民都会遗留无限的伤痛。多年后，海峡两岸终于开放，许多来台的军民也都重回家园探亲，这位军官下落不知如何，恐怕已成春闺梦里的人了！

　　千辛万苦，终于穿过山海关，抵达唐山，这个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的城市，仍是国民政府在控制，三个人再转乘火车前往北平。回想这次长途而艰苦的奔波，一路上失魂落魄又提心吊胆，看见许多跟着政治风向走的“变色龙”，也在稍后遇到仍然趾高气扬的国军上校组长。

　　他们决定以第三军官训练班教官的身份，投奔设在北平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军官训练班。孙建章另行投奔友人，父亲和徐天祥就直接到了目的地。一位上校组长一看到这两个人狼狈的样子，还没听完就拉下脸来，用手掌拍打桌子，大叫：“你们为什么不抵抗？”哇！两个年轻人吓住了，也不敢坐下，因为对方官阶太高了。上校又叫一声：“你们为什么不抵抗？”吓！好大的气势！这种架势应当派到最前线去冲锋陷阵才对，在后方是埋没人才，实在可惜！

　　类似情形屡见不鲜，有些政府高官，当然也包括低官，即使是退休下来，仍然官架十足、声势慑人，坐领双薪再拿奖金，都是民脂民膏，让小民望之兴叹。现职更是作威作福，种种腐败，焉能不败？

　　“我们是文职人员，不是带兵的官。”两人轻声回答。一只食指已经戳到他们两人的鼻梁了：“哎！你们还强辩，革命军人就是准备随时牺牲。”看这“三颗梅花”大义凛然的态度，父亲回嘴说：“北平已经朝不保夕，你去干吧！”说完两个人就走出办公室。

　　人要有尊严，就要付出代价，然而，即使是付出惨痛的代价，也必须维护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也就是委曲是为了“求全”，没法求全，就不必再委曲了。

　　两个人走出办公室，也同时走入绝境，只有四处流浪，有一餐没一餐地维持生活。父亲对饥饿和贫穷充满了憎恨，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

　　这个上校，不知道最后他是否也逃命？到台湾升官，还是留下来“抵抗”？挂星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是绝顶聪明的，叫别人去送死，他自己第一个逃命。

　　当一个大时代的儿女，是何等艰辛，当一个战乱里的百姓，更是何等不幸。这是一种苦刑，中国人民就在这个无期徒刑里，日复一日地煎熬。

　　有一天，父亲忽然遇到百泉初中的同学朱光弼，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他乡遇故知，两人意外又惊喜。父亲就常到北京大学，跟朱光弼彻夜畅谈、对床而眠，听他讲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故事。

　　朱光弼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已经是一个狂热的共产党员，是北平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劝父亲如果肯洗心革面，他答应由地下管道，将之送至城外人民解放军总部。父亲说：“我愿意洗心革面，但是我不愿意到人民解放军总部。”此时，国民政府的江山，大半已经落入共产党之手，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向共产党靠拢，成为检查他是不是进步人士的唯一标准。

　　可是，父亲最注重自由，不喜欢任何的拘束。他们两个年轻人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感情上却更加深厚，每天同进同出，早上吃早点，也都由朱光弼付账，患难见真情，让父亲十分感动。

　　突然有一天的傍晚时分，收音机在诡异悬疑的气氛中，慢慢地广播：“华北总部、人民解放军联合公报：第一……”“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与共产党签署了一个政权转移的秘密协议，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河北，接收了北平，结束了著名的平津战役。

　　霎时间，城内的百姓倾巢而出，他们不敢相信一直所依赖崇拜的傅作义将军会抛弃他们，百姓到处流窜打听消息。直到第二天早上，北平出现了另外一种气象。每一个路口都有三个哨兵，一个是已经将“剿匪”两字拿掉的华北总部战士，一个是人民解放军战士，一个是北平市警察。朱光弼在刚成立的人民大学门口，拉着父亲的手，要推荐他去读研究部。“国民党会毁了你，你有志难伸。”朱光弼说，“共产党有无穷的天地，爱才如命，你要留下来，新中国需要你。”父亲支支吾吾，未置可否。两天后，人民解放军堂堂皇皇地进入了北平城。

　　这一年，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转折点。一九四九年一月，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基业完全地崩盘。这时候北平只剩下一家报纸，就是《世界日报》，它的老板是成舍我，后来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学院，保护了不少被蒋家父子迫害至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这份报纸正在连载张恨水的一篇小说《开门雪尚飘》，描写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的一对年轻夫妻，丈夫是一个低微的小职员，太太美丽非凡，丈夫的同事和长官们，都向她展开攻势。有一次，妻子应邀参加舞会，丈夫尾随着进入警卫森严的大院，从外向里偷窥，只见妻子美如天仙，而那些自己平时都要哈腰鞠躬、他们连“哼”都不会响应的高级长官们，现在正一个个笑容满面，奉承谄笑地围绕着他的妻子，做丈夫的心都冻结了。宴会后，妻子半夜返家，丈夫叹息说：“我们不应该这么早结婚，你不属于我这个阶层。”妻子说：“太晚了，睡吧！”这样的对话真是传神。第二天一早丈夫起来，妻子已不在身边，桌上留了一封信，写着几句简单的抱歉的话，向丈夫告别。丈夫惊慌地打开屋门，发现已下了一夜的雪，雪花片片仍在飘着，连妻子的脚印都看不见了。这是抗战胜利后的故事。父亲说：“大概因为我太早尝遍世态炎凉，所以会感到特别地荡气回肠。”

　　受不了这让人窒息的氛围，父亲决心继续逃亡，朝向几千公里之外的南方未知世界逃亡。我不解地问道：“逃亡能上瘾吗？”其实当时父亲是坐困愁城，因为身上完全没有钱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正是阴历年的除夕，徐天祥来了，握着父亲的手，说：“国民党已经完了，你已经被遗弃一次，不要再被遗弃了。”父亲有一个极度向往自由的性格，受不了任何制式的捆绑和约束。徐天祥知道他去意已决，神色凝重地掏出十四个银元，说：“这是路费，拿去吧！一路平安！国民党气数已尽，没有生存的希望，我就留在北平。”其实最让他们悲痛的，就是从沈阳逃到北平，一路上被国民政府抛弃的经历，令人不寒而栗。

　　父亲感激地收下这份金援，约了几位东北大学的同学，匆匆结伴南下。

　　这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跟几个月之前，从沈阳出走的情形一样，晨曦朦胧中悄悄上路，挤上全是伤兵残将的火车，汽笛阵阵哀鸣，刺入心脏，也震动耳膜。他们从北平坐火车到天津，从天津坐汽车到济南，再从济南坐火车到坊子，从坊子穿过无人地带到青岛，再从青岛坐船，如此辗转数日之后，终于抵达上海。沿途，父亲不断地思念着那远在辉县的妻子绍荷，和未曾见面的大女儿冬冬，以及息县的秀英，和牙牙学语的二女儿毛毛。寒风刺耳，思乡锥心，面对茫茫前途，孑然一身，都化成模糊的眼泪。这一年，父亲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