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如此多娇——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多维观察

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 画稿董希文、雕刻傅天仇

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工作室（1956年6月）

　　在美国拉什莫尔山的山崖上，四位曾对美国政治历史有过巨大推动的总统的头像被固定在花岗岩上，他们代表了美国前150年的历史。1923年，一位名叫多恩·罗宾逊的历史学家提出在拉什莫尔山雕刻总统群像，1925年3月，美国国会正式批准建设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整个工程从1927年10月4日开始到1941年10月31日结束历经十四年，巨像深邃的眼眶凝望着美国的历史和未来。项目总工程师格曾·博格勒姆看到拉什莫尔山时曾说：“美利坚将在这条天际线上延伸。”

　　据说1512年米开朗琪罗在完成西斯廷礼拜堂大厅天顶的《创世记》壁画后，每一位教皇都想让这位当时最好的艺术家来为教廷服务。1547年，年过古稀的米开朗琪罗接受了圣彼得教堂的圆顶改造工作，可是他拒绝了这件伟大作品的报酬，因为这是为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教堂工作，是为上帝的更大荣誉服务，不应被利益玷污。

　　这些由国家、宗教推动的重大历史题材艺术创作工程证明，此类作品的意义是处在重大历史进程中国家意志的体现，超越时代超越个人，影响力及数以亿计的人类，并且此类题材经过艺术家的技艺，能够产生的巨大震动是无法估量的。这样的成功经验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得到了重现。在我国，上世纪由文化部和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四次重大创作中，出现了《开镣》《地道战》《红军过草地》《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等经典作品，创作者以来自不同美术传统的手法和自身卓越的艺术追求，集中地表现鲜明的主题思想，用画面传达情感和观念，将历史事件经典化或类型化，使这些作品描绘的内容逐渐成为了人们耳熟能详并口口相传的故事。进入21世纪，中国艺术极其重大而持续的宏观现象，就是作为国家事业的对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高度重视和提升：诸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国家重大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一系列工程规划的深入实施。此外还有中国国家画院“丝绸之路美术创作工程”，以及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大量重大题材美术创作项目。

　　今天，当美术爱好者打开中国美协的官方网站，首页巨大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图片即跳入眼帘，线上展出着金瑞、许江等名家申报美术创作工程选题的草稿。如此宏大主题创作工程处于正在进行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记者了解到，“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虽然是最近几年提出的概念，但此类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核却一直被传承下来。以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为例，悬挂于人民大会堂迎宾厅楼梯尽头的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是共和国最优秀的画家、装裱师的智慧结晶，是国家意志和组织性的体现，作品以传统国画的手法在题材上体现出新中国之“新”，其美好的景象和洋溢的气象，给予人们无限的自豪、信心与希望。伫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代表了每一个历史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和最为众所周知的人民英雄历史事迹，这座纪念碑由当时参加过革命战争和描绘过战争题材的画家、雕塑家共同创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各地方政府修建的雕塑和纪念碑还包括锦州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大连苏军烈士纪念碑、旅顺中苏友谊纪念碑、朝鲜志愿军纪念碑、哈尔滨防洪烈士纪念碑、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时至今日仍是一方动人的地标性景观。以革命烈士和重大战役为题材的纪念碑作品承载了创作者尤其是亲历战争年代的创作者对英雄同胞的无尽缅怀、对战争功绩的歌颂和对和平永恒的追求，那些伟岸而凝重的形象动作，成为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记忆，让后人仰望崇高的革命精神并永远铭记。无疑，此类作品的图像和材质铭记着人民的情感、一个国家的记忆，并成为后人共同的记忆，其发展脉络是艺术家的精神探索与国家的精神探索的复合统一。怀着敬慕追远之心，本报记者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对中国重大题材的创作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探索。

射击军临刑的早上（局部） 苏里科夫

　　“从20世纪中叶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持久地保持着建构历史的内在冲动”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认为，重大题材美术（历史画）创作以其无法取代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外美术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而独特的位置。理解重大题材美术作品的重要意义，还需要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有关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和根本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来认识和审视。即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要有七种精神，要“弘扬爱国精神，增强人民骨气；弘扬时代精神，坚定必胜信心；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弘扬现实主义精神，扎根人民生活；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创造优秀作品；弘扬中华审美精神，提升鉴别能力；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七种精神，为规划、提升和落实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根本任务。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需要在开阔视野下重新进行思想艺术梳理。从指导思想和基本观念上讲，其七种精神的要旨，就是繁荣和提升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所必须具备的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并且包括中国独特而先进的现代性。关于精神内核，美术史家邵大箴认为，表面上很有“现代意识”的前卫作品，很有“现代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却距离中国现实很远。“前卫艺术”只有扎根于中国土壤，反映中国当代人的感情，适当吸收本土营养，方能有真正的“现代性”。也就是说，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其中体现的国家意识形态应具有时代先进性和文化针对性。而不能仅仅是简单的数量要求和一般的重点艺术文化质量要求。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认为，从根本上讲，建构民族的精神史诗不仅涵盖了历史画的意识形态，也是其终极价值所在。

　　据了解，中国当代美术特别是当前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受到官方与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张晓凌总结说道，依托于国家力量，本世纪15年来一系列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体量之巨，规模之大，投入人力、财力之多，选题之繁复，差不多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美术创作活动。

　　对于获得成功的重要创作成果，其原因首先归结为比较正确的历史观念和总体性的历史思想指导。在今天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和思想观念下，呈现了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多样化的局面。我们看到艺术家在重新认识和反思历史中，展现了多样的历史观与群众性的审美需求的多样性趋势。但是，大型历史画卷和大型历史雕塑作品中呈现的根本性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也是十分确定的。这就是重大题材这个概念内部暗含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文化艺术价值和主流社会功能要求。张晓凌认为，从20世纪中叶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持久地保持着建构历史的内在冲动。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大相异趣的现代性路径：当西方美术以拒绝“历史画”而作为步入现代性的标志时，中国美术却笃定了这样的观念——对历史的写实性审美建构，不仅是中国美术现代性转换的必由之路，也是其美学价值独树一帜的根本。事实上，这个概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上述价值表现的创新，还克服了包括“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的所谓压倒一切的重大题材理论教条的简单僵化、概念化、图解化和形而上学的弊端和缺陷。所以，当前的重大题材创作的观念和实践是比较成功的，具有思想艺术的有机性和开放性。

　　张晓凌认为，国家意识形态或隐或现地规约着时代的精神走向与民族的精神生活，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意识形态对历史画创作的要求就历经了“人民革命”“阶级性”“人民性”“民族国家”“民族精神气质”等数度文化立场与主题的转换。然而在创作技艺方面，艺术家并非国家意图的传声筒，历史画亦非历史宣传画，涉及到具体作品，艺术家的个人意志中也相应地包括21世纪特有的先进的现代性、纷繁的文化复杂性和艺术多样性。

　　当我们回顾中国当代历史画的创作历程，就会发现在方法上，在写实、再现和表现等诸多手法技巧和审美要素上，发扬开放的现实主义，合理借鉴、大胆汲取那些相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分。所谓重大历史题材，压倒了或裹挟了碎片化、零散化的“颠覆”历史，消费化、游戏化、娱乐化的“戏说”历史，或强调偶然性和商业性，反对决定论的叛逆化的“解构”历史的美术观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按照“从精神内在气质上，从处理原生素材的方式和自由度上”的原则将取材历史题材的纪实作品划分为“纪录作品”“写实作品”“演义作品”。对于这样分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平和张译丹认为，史诗性创作要求艺术家既要有史家的求实精神，又能以艺术的手段来处理历史故事。历史，并非是概念中已知的那样，张晓凌说得更确切：“历史画创作往往从做学问开始。”

　　当我们细数中国特色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成就，便可以发现这些艺术成就也是中国美术界对于世界美术界和美术史的独特而又重大的、划时代的艺术贡献。具体来看，具有历史反思和批判深度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也有许多类型个性和风格流派技法甚至地域文化的差异，这既是艺术差异，也是史识、史观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更加深厚的历史层垒包含的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和艺术的碰撞融合造成的。社会主义的艺术审美理想要求在精湛的历史人物、历史环境和历史场景中，蕴含深刻丰富的历史内容、思想深度、人性幽微和时代意义，从这个意义上，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在观念上明显优越于西方那种普遍存在的反历史和非历史的美术思潮。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民族浮沉和历史文化渊源的探究，无论艺术家是个体还是群体，其积极而独立的主体性和现代性，其犀利的史识和深沉的历史感，特别是对于历史本质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揭示，恰恰是“重大历史题材”及其内涵精神所赋予的。总之，当前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代表和包含了最具现代性高度和浓度的国家意识形态，凝聚了21世纪的中国高度的民族精神。

该拉忒亚 拉斐尔

　　红色岂止怀旧，不能少了迎难而上的创新

　　从当代和当前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实践上看，也值得总结探讨其中的经验。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虽然伴随政治风潮，经历过跌宕起伏，但作为艺术传统，依然堪称长期重要的美术现象，向为中国美术界所重视，也是普遍以写实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见长的中国美术界的“优势”。无论哪个阶段，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总是唱响时代的最强音。如上世纪20年代的《田横五百士》，五六十年代的《开国大典》《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70年代的《蒋家王朝的覆灭》，80年代的《1935年遵义》等代表性优秀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出现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主要描写革命历史，表现政治斗争主题。最著名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这幅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属于里程碑式的杰出油画，曾被不同时期的代表画家改来改去许多回，人也换，头也换，站位也换，足以证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领域曾经经历过何等变迁。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中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家家张贴的红色经典名画，安源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我党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开展革命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该画单张彩色印刷数量达到9亿多张，是“文革”期间影响最大的、几乎达到样板戏高度的历史题材美术的政治和艺术的双丰收，而且在“三结合”创作方法和主题性开掘深度上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全力推介发行，用今天的话来讲，证明了一幅油画印刷品营销策略的巨大成功，同时也是用天文数字和“两个效益”打造的红色文化奇迹，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1961年6月到7月在北京召开了3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座谈会”以总结经验，说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曾经有过的左右摇摆和理性自纠并确立修正机制的必要性。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曲折道路既证明社会历史的动荡不定，也说明经常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总结反思的必要性，也使得后来才能又涌现一大批的优秀作品。

　　记者从嘉德拍卖行发布的信息了解到，1997年，中国嘉德推出了“1949-1979年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拍卖会”，成交率在70%以上。其中，徐悲鸿的《九州无事乐耕耘》、李可染的《韶山——革命圣地毛主席旧居》、钱松嵒的《延安颂》、谢之光的《授勋彭德怀》、王迎春和杨力舟合作的《挖山不止》、胡振宇的《峥嵘岁月》、何海霞的《延安颂》、应野平的《井冈山上万松青》、陆俨少的《农业学大寨》都吸引了众多买家的竞投。而后2003年、2005年、2007年的几次拍卖会上，傅抱石的《毛泽东诗意8开册》、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李可染的力作《长征》都被拍至很高的价格。在红色经典国画和油画的带领下，其他诸如像章、语录、图书、连环画、海报等红色题材的物品价格也呈现大幅上扬态势。说明这些“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的艺术形象，除去拍卖行的运作，还具有人们为怀旧的造型基础。

　　重大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和历史画创作，都是文艺界长期使用的频率最高的专业术语。“文革”以后进入新时期，有画家回忆，在1979年、1983年、1997年，分别举办过具有一定影响的历史题材主题创作征集和展览。2005年立项、2009年巡回展览开幕，在中宣部支持和具体指导下，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规模和影响当属最大。以100件（幅）的规模、100多位美术工作者的阵容，以国画、油画、雕塑（包括壁画、浮雕）等各个造型门类，来反映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展览的创作瞄准史诗性鸿篇巨制为目标，自觉以完整的展示序列和全景式的视野来争取突破。其艺术收获也是颇为可观的，如《虎门销烟》《皖南事变》《战斗在太行山上》《红旗渠》《西藏和平解放》《开创共和》《共和国的将帅们》《蔡元培与光复会》《一大会议·启航》《义勇军进行曲》《科学的春天》《抗击非典》《卢沟桥事变》《黄河大合唱》《恢复高考》《青春记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平型关大捷》《血战台儿庄》《瓦窑堡会议》《大庆人》《戊戌六君子》《鲁迅在上海》《激战》《征服珠峰》《长征》《太行烽火》《国共合作——1924·广州》《南京》《新中国诞生》《东北抗联》《1978·安徽凤阳》《会师井冈》《南昌起义》《永生》和《高峡平湖图》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提到，虽然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家基本上是从法国留学归来，事实上，这些雕塑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据雕塑家刘开渠记述，1953年10月至12月初，刘开渠同9位雕塑家到山西大同、云冈、太原晋祠、天龙山、平遥，河北南北响堂山，陕西西安、顺陵、霍去病墓，甘肃麦积山，河南洛阳、龙门、巩县、开封，山东济南、长清灵严寺等地，参观了从汉至明清几万件古代雕塑。刘开渠特别注意到孝堂山、武梁祠等地的汉代石刻，那种反映日常生活的大型场面，以极薄的浮刻表现生活的情节，具有令人舒适的装饰性。他尤其赞赏的是完全以人的活动和动物为题材，突出题材含义与形象特征的朴实、单纯、雄健的表现方法，为古典雕塑创立了最好的现实主义基础。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讲师郭维阳认为：“中国革命历史题材雕塑对传统雕塑语言的运用不仅体现出雕塑家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也证明了民族传统文化及艺术语言是现代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资源宝藏。”

　　当前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进入新的阶段。怎样避免在这条道路上重蹈覆辙，走上延续假大空、高大全和概念化的老路？艺术家们纷纷开动脑筋进行探索。观念和环境已经发生巨变，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消费红色是不可取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只能是迎难而上。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指出：“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题材，强调的是用写实手法表现现实题材，所以欠缺透过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历史观的价值判断和提升的悲剧意识。这也是我们想在此次创作中着力挖掘的。”吴为山的雕塑《义勇军进行曲》改了11稿，只为了一个人物——聂耳。“我没有选用聂耳作品或者指挥的动作，而是把动作放在临界点上，蓄势待发具有更大的张力，以表现聂耳在行走中的身体运动、衣服的飘动，用个体的形象来展现义勇军不畏强暴、激越昂扬的斗争精神。”而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龙瑞等创作的《红旗渠》则没有把重点放在开路修渠的群众身上，而是用山水画的形式展现红旗渠的全景。龙瑞说：“用山水景物也能代表当时战天斗地的时代精神；历史题材创作更多的也可以视为艺术手段和形式的开拓与艺术思想的解放。”吴为山则认为，与上世纪50年代的创作相比，我们当今的创作应该更重表现——站在历史宏观的视角上，我们如何用手中的刀、笔“看待”1840年以来这段历史，才是关键。

　　处在日新月异的国际美术界和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上的挑战也很多。龙瑞提出，图解历史事件,艺术性还是一个大问题。其实对画家实际创作上的挑战还有：对历史真实性的理解和表现，遥远了的历史的陌生化，受众和艺术家难免受“现代化”和消费化的文化影响，以及经常被美术评论家指出的“构思的雷同”，需要境界和精神的新发现，再加上技术上的细节刻画难度、艺术语言的把握和出新等等。而且，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并非一定越是遥远越是难画，由于历史动荡变迁而产生的认识和观念的把握难度，像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民族团结、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劳动模范、改革开放、赤脚医生、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农民工、计划生育、土地承包和流转、特区开发、战胜“非典”、希望工程、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大庆大寨和“文革”中的工农兵等重大题材，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准确把握和表现的。

康熙南巡图——第十一卷（局部） 王翚等

　　“画家最伟大的事业是历史画”

　　人对历史的记载和表现具有共同性。据中国古代各路画论评述，历史画主要是宣传教化、见证历史和审美的功用。统治者往往通过记述历史团结分散的势力，寻找建立合法性的知识体系，图像则是进入体系的最佳媒介。据《孔子家语》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描绘帝王的历史画。江苏省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的刻纹画像铜器残片，铜片上有以利器刻画出的贵族宴饮、狩猎的图像。从考古发现的墓室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历史画主要以为帝王歌功颂德、叙述宗教故事、记录历史事件和赞扬描写道德楷模为题材，其社会功能正如《左传》所记载大禹“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中国的历史画先是隐于人物画和风俗画中，后逐渐独立。后又多以表现人物和历史叙事为主。到隋唐，古代历史画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随着技法的提高，促进了审美作用。宋元以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画发展重点是山水画和花鸟画。人物画或历史画受到冷落。但山水画、花鸟画技法提高也促进了人物画或历史画的艺术提高。加之外来技法的影响，提高了艺术表现力，增强了教化功能。最著名的如唐代的《步辇图》、宋代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和清代宫廷纪实绘画《康熙南巡图》。

　　西方也极为重视用平面画卷和立体雕塑来记载和再现民族国家或群体个体的历史和记忆。在绘画和雕塑中，总是留下他们的个人思考和民族意识。在欧洲美术作品中，题材的选择十分重要，它们往往是一种复调的存在。其历史场景和完整叙事，往往与艺术家主体的思考结为一体，并且不乏壮阔画卷和宏大叙事。无论哪个时期，宗教意味浓厚的美术作品，往往采用具有宗教意义的重大题材和主题。同时，西方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历史思考内容和厚重的历史生活色彩，用绘画来记录或再现历史场面，描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大历史题材在欧洲美术创作发展演变中占有重要位置，宏大的历史绘画是西方古典主义成就极高和重要类型的美术传统。

　　画家刘穗艳认为，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古典主义绘画一方面不断改良再现的技术手段，一方面扩大和深化了绘画的题材领域。直到前工业革命时代，绘画擅长的是宏大的历史场景展现和最高理想化的社会历史生活。19世纪初期，以历史画为代表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在欧美达到巅峰状态，历史画不仅独立出来，而且被视为最高贵的表现领域。这种地位的取得与文艺复兴运动不无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家阿尔贝蒂曾说，“画家最伟大的事业是历史画”“画家的伟大事业是处理某种有纪念碑意义的题材；但是历史……凌越于任何题材之上，使画家的天才备受颂扬”。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和副教授石炯认为，这种呼声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知识的重视，因为历史画要求一个画家必须具备文学、历史、考古、透视、人体等诸种知识。文艺复兴之后，历史题材夹杂宗教题材成为人文精神的外衣，要借助艺术语言实现人文精神的典型化和理想化。所以中西美术对于表现历史题材的含义的理解并不相同。据曹意强、石炯总结，文艺复兴及其之前，宗教题材是欧洲历史题材的中心内容。教义、宗教故事、宗教人物似乎直接作为“历史题材”和“重大题材”变成绘画和雕塑的中心内容，也经常采用神话故事里的神、人物和事件，作为“历史”记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强调一个事件的永久性的特征。曹意强和石炯把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的《人类的堕落》、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视作“超越了图像的局限性而创造了可视可读的视觉文学”，即画家特别重视演绎教义或哲理，而精心营造历史气氛或神秘氛围是围绕历史题材、蕴含历史题材的最重要方面。此类题材作品的主题和背景紧密结合，主题的意义也是背景和氛围的延伸。事实上，这个时期将宗教内容直接作为题材、将宗教人物形象直接推出的传播效果类似于古希腊那些神具有世俗性、人神难分的悲剧故事。同时，文艺复兴是一次世俗性的艺术运动，在他们的作品中，历史或历史题材是可以具体化为时间、场面、事件、背景、氛围、神迹和人物的。可以说明欧洲历史题材作品仍然继承了这种特点的作品，如俄国画家列宾的《意外归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苏里科夫的《女贵族莫洛佐娃》，还有以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革命、理想、思潮和社会斗争为题材的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荷拉斯兄弟宣誓》等。而中国历史题材作品包括宗教题材作品的题材似乎要简单很多，通常只是指叙述或描写某一个被提炼或抽离出的对象，即某个人或事。而他们的身份和意义实际上更为固定，更多地表现在仅有的细节上，需要对照经史的记述才能理解。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于润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张惠明等从构图技法角度研究欧洲的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后得出结论，欧洲绘画雕塑的历史题材作品十分讲究构图与题材的关联和对应，主要是为了与诸如紧张、悲哀等气氛统一。作品常根据题材和气氛的需要来采用三角形构图，法国浪漫主义画家热里科的《梅杜萨之筏》传达悲哀和绝望情绪，对角线构图如《女贵族莫洛佐娃》则在传达一种运动感和悲怆气氛。西方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十分重视将题材内在化、复合化和含混化。俄国画家列宾的《意外归来》虽然是历史场景和历史事件，但表现的重点却是一个戏剧性的历史性瞬间，对人物和历史产生特定转折性作用的时间关节点。它具有陡转心理、情绪和氛围的效用。所以题材的理解不能简单化和教条化。关键还是它所对应的形象与心理的关系，它们从某种意义上才是真正的题材。西方历史题材作品具有将题材紧密同光色、气氛、主题、人物、情绪和心理甚至构图模式融为一体的特点。从这个角度说，西方优秀的历史题材美术不仅仅是因为色彩技巧高超而同中国历史题材作品存在差异。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的《希阿岛的屠杀》是将题材和色彩融合的杰作。明和暗的色彩效果是为了分别产生残暴气氛和暗中活跃的历史题材的叙述性和主观性。德拉克罗瓦的另一幅画作《自由引导人民》由战斗和战斗者对于远处教堂的动静对比关系的描写，灵活地处置了历史题材的张力，以及感染人们的激情和浪漫情绪。所以，题材在欧洲画家那里往往是通过融合和复合来转化其单一性、物质性和客观性，而加强其主观性和综合性。最终发挥其认知审美效应、社会效应和心理效应。在西方，历史题材美术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比较广阔的历史时代背景，所以它们具有广泛的公众性或大众性，具有道德、理想、审美和认识的教化功能。这样看来，中西历史题材美术的社会功能又具有共同性，所以外国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对于中国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具有“他山之石”功效和意义。2015年9月，张晓凌主编、高天民副主编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梳理和理论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文献价值，而且具有实践参考意义，为当代中国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提供了非常适时而切合实际的理论读本。张惠明、李建群、于润生、朱其等学者认为，特别值得借鉴的外国作品包括法国浪漫主义历史画、俄罗斯巡回画派和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历史画和大型纪念碑，拉美如墨西哥的壁画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艺术以及罗丹的雕塑等等。

　　苏联和俄罗斯对于中国具有将近一百年的艺术影响。尤其是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方面。美术史学家奚静之认为，苏联美术与美术教育是整个欧洲美术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基本观念与造型技巧的评价标准与西欧诸国特别是法国、意大利没有本质性的差异，特别强调关注社会生活，批判社会丑恶现象（俄国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歌颂社会光明，塑造劳动者或英雄人物的形象（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美术教育强调基础的造型训练，在基础造型训练中又特别重视素描造型的功力，从现实主义艺术的要求出发，特别重视构图能力的培养、重视创作课实践课。安排系统的艺术历史与理论的课程，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和灌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观念。苏联美术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由鲁迅、徐悲鸿等人陆续向我国美术界介绍引进，但苏联美术教育真正对我国美术教育发生影响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陈明、中国艺术研究院潘映熹认为，马克西莫夫培训班的重要性是任何一个油画训练班所无法替代的。训练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美术院校教师，据《中国油画文献1542-2000》之1955大事记统计，参加“马训班”的有中央美术学院的侯一民、詹建俊、靳尚谊、尚沪生、冯法祀，中央美术分院的汪城一、王德威、王流秋、于长拱，上海的俞云阶，鲁美的任梦璋，南艺的陆国英，解放军的高虹、何孔德，天津的秦征，湖北的袁浩、王恤珠，陕西的谌北新，四川的魏传义，北京的张文新等。这些画家中，很多人参与了新中国重大题材创作。此外还有大量介绍苏联美术的翻译文章及来华的不少美术展览、人员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经历漫长而又特点鲜明的过程，无论坎坷或坦荡，主旋律题材作品总是有一道光环高悬，这就是艺术家将国家的历史置于作品中，把时代的眼光投向过去，将人民的注视凝于一点。当代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国家推动下，以社会的整体风貌为背景，以时代精神为方向指引。只要艺术家们志存高远，力致一处，一定能创作出描绘时代的精品力作，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