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是写一个拐卖的故事

贾平凹谈最新长篇小说《极花》

　　“有人说你不要再写了，写得太多了，人家还没看完你又快写完了。”贾平凹的话引起了现场一阵笑声。近日，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媒体见面会在北京举办。贾平凹以平缓的语速、回转的音调，向媒体讲述他写作的冲动，和《极花》中难以向人说的痛。

　　事件：拐卖

　　《极花》的故事原型是在贾平凹的一个拾破烂的老乡家里发生的，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出了事情经过：女孩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女儿回来后，因为报纸上电视上连续地报道着这次解救中公安人员的英勇事迹，社会上也都知道了他女儿是那个被拐卖者，被人围观，指指点点，说那个男的家穷，人傻、多，说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从此女儿不再出门，不再说话，整日呆坐着一动不动。贾平凹的老乡担心着女儿这样下去不是要疯了就是会得大病，便托人说媒，希望能嫁到远些的地方去，有个谁也不知道女儿情况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时候，女儿不见了，留下个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

　　这是距《极花》出版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写作是贾平凹的生活方式，事情发生之后，贾平凹因为采风跑了陕西农村的很多地方。写另一个长篇的过程中，去年和前年冬天贾平凹走到旬邑、淳化，陕甘交界的黄土高原，现实刺激贾平凹内心产生了很多的感受。在采风中，当贾平凹看到长期处于艰苦生活中的农村妇女种种俗世情状，他都想到了那个女孩。记忆里的乡土就要完全失去，让他难受。当乡土被现代化城市冒犯，他直觉上不能接受而反抗在胃中翻腾起来，于是写出了《极花》。《极花》中拐卖妇女的故事是一个乡村人口大迁徙、人们离开乡村不愿再回来的象征。“原来我们经常说农村在衰败，传统在衰败，但是在这十几年，在我的目光所及，我觉得衰败的速度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在相当于高速公路沿线的航道边上理应有人丁兴旺的大寨子，“那些航道子深得要命的地方，这次我跑回去，只有在那个大寨子前边见过人，其它完全没有人。”据他了解，“几乎就没有年轻人，更没有女性，凡是姑娘都是打工，宁愿在城市漂泊，嫁到郊区，跟年纪大的丈夫耗在一起，‘反正我不回去’。就是年轻媳妇一旦出去，也不回来了，要么离婚，要么就走了。没有女人，特别是偏远山区，所以有一些村庄就消失了。”这些事情像沙漠一样摧毁着乡土。而贾平凹为什么这么爱跑农村，他剖析道：“我对农村的感情特别深，恐怕记忆里有关农民的记忆还是比较重的。”贾平凹的母亲就是农民，“我实实在在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视角：难受

　　贾平凹是研究中国乡土文学绕不过去的作家，发言中他从乡土文学的发展谈到了自己的写作：“乡土文学在五四时期鲁迅时的那种写法，看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土迎合实际写作，那时候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你看他描写生活的时候写得特别好。但说到他作品最核心的部位都是按政治来写的，按农村阶级斗争、阶级对立那种办法来写的。这就把你固定死了，你写得再生动，但表现的是这个东西。十多年前，农村人开始去城里打工，这十几年乡土文学里面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也有很多令人悲伤的东西，有批判、有揭露，当然这种揭露、批判，社会上也非议，就是你写农村写那么不好，那么不想上进，这种东西就是对于我自己的批评。”贾平凹认为，“实际上农村就是那种情况，现实生活就是那样。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

　　现实的变化让作家的心发生着变化。贾平凹说：“我后来跑到我们乡里南区和北区比较偏远的村寨子，在我前几年去的时候，因为人少，学校和学校要合并，去年我去了以后，乡和乡要合并，我心里特别不是一个滋味。”他还说写被拐卖的女人胡蝶写的是自己的恐惧和无奈。现实也让作家感到迷茫，贾平凹认为，严格讲乡土文学这十年以来批判都没办法批判了，好像谁都不是批判的对象，像祥林嫂控诉却没人听，“这个词都不对了，都不是这个问题了，完全是成了一种痛，跟人无法说，这种痛让我痛了十年了，十年后看着别人安逸的时候特别难受，这种难受跟人说不出，说出了别人还批斗你，就是那种跟自己内心说的东西。”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写道：“记得当年时兴的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贾平凹说过，写作是你能明白历史的整体又不明白个人的具体，都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当亲戚朋友突然去世又都悲痛不已。一个农民儿子的角度，或许与历史的进程相矛盾，但感受却是真实的。作者把写最强烈最无迹可寻的“私人情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私人情感和处境可以跟谁说呢，跟谁也不能说。“就像失孤家庭没有孩子，看到邻居的孩子，你自己内心的那种东西，跟别人没办法谈，但是这种痛只有自己知道。”贾平凹以“人”的角度来处理内心感受，即以文学的视角来处理事件。这种痛在不同的视角下或许是自私的、不合时宜的，尤其是当此类案件经过互联网变成了社会性的话题。据贾平凹讲，有一篇评论写的是从法律角度看《极花》，看完了以后基本全部都在犯罪，贩卖妇女是罪，强暴妇女也是有罪的，解救的时候暴力执法也是不对的，全民抗拒解救也是有罪的，作者用法律的名词，没有一个不是犯罪的。贾平凹说自己也没有办法给出回答，“法律是法律，文学是文学吧，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写作：心安

　　那个真实的事件过程听起来离奇，女儿在被抓走后的遭遇、父亲查找女儿的过程中，有太多普通人能够看到的悲惨或是刺激，贾平凹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这个真实的事件发生之后并没有让小说家有写作它的冲动，而当贾平凹想表现农村最真实、最基层的情况时，这个故事才成为一个由头。贾平凹避免使《极花》成为一个线性结构的故事，而是“写成一团的，在一块儿”。这样就把字数大大压缩，成了贾平凹最短的一部长篇。贾平凹说：“我的小说喜欢追求一种象外之意，《极花》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着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也就是多意的东西。可惜我总做不到满意处。”贾平凹曾说：“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而在家里设个灵堂，或者象征性地烧几张纸钱，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贾平凹对农村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的感情复杂又微妙，意象是他认为最适合的表达方式，能够意会，不可以明说。

　　把自己看到的、心里的农村的事情都写完，贾平凹的心是安的。他认为，心安是现在的社会中最大的幸福，而实际上，人群中有焦虑、紧张、恐惧、憋愤的情绪，“神不安心不宁是最大的威胁”。“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这句诗是苏轼在他一位学生的扇面上所题，希望珠崖书生唐某能够中举，结束海南无举人的历史，贾平凹以此来表达他期待有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人来解决农村当下问题的心情。写作让贾平凹内心安宁，并且“写出来变成作品以后，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希望大家正视一下。”贾平凹认为，相比起这两点，“再大的意义，我也没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