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为人 本色为文——忆怀陈忠实

　　作家陈忠实　罗琪　绘

　　28日一早得悉陈忠实因吐血住院抢救的讯息，29日上午就传来他不治而仙逝的噩耗。短短一天，阴阳两隔，叫人猝不及防，令人欲哭无泪。

　　忠实去得匆促，走得决绝。人生这本书，他最后画的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这几天如同过电影一般回想起有关他的种种过往，往事历历在目，犹如就在眼前。我越来越觉着，他依然活着，就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初识陈忠实，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时，陈忠实刚刚发表了中篇小说《接班以后》，作品以清新而质朴的生活气息与当时流行的“三突出”作品形成鲜明对照，在陕西文坛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我所就学的陕西师大中文系邀他来校讲学，他以他自己丰富而切实的创作体会，生动而形象地讲述了由生活到创作的诸多奥秘，使我们这些听腻了枯燥课文的学子大饱耳福。看着他那朴素的装束，听着他那朴实的话语，我开始喜欢上这个人，同时也对他有了第一个印象：本真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思乡恋土的强烈念想一时难以释然，陈忠实的小说便成为寄托乡思、宣泄乡情的重要对象。它使我身在繁华嘈杂的京城而得以神游熟悉温馨的秦地故里。这种阅读显然已超出了文学欣赏的范围。1982年间，《文学评论》编辑部约我为《文学评论丛刊·当代作家评论专号》撰稿，我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在这一过程中，我与陈忠实通了好几次信，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这篇刊于《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二期的文章，题目就叫《清新醇厚，简朴自然》，那算是我对他的作品的最初印象。

　　由那时到现在，已有近四十个年头。近四十年来与忠实的交往愈多也愈深，但所有的接触都无不在印证着我对他的原初印象：本真。我想象不出除了本真一词，还有什么说法能更为准确地概括他和描绘他。

　　与陈忠实稍有接触的人，都会有人如其名的感觉。的确，为人忠厚、做人实在，在陈忠实完全是一种天性的自然流露，这使得人们和他打起交道来，很感自在、轻松和“不隔”。

　　同忠实在北京和西安相聚过多少次，已经记不确切了，但1984年夏季在北京街头一家饭馆的相会却至今难忘。那次忠实来京到《北京文学》编辑部办事，交完稿后在《北京文学》编辑部打电话约我去见他，我赶到当时位于六部口附近的《北京文学》的门口后，我们就近在西长安街路南的一家山西削面馆要了削面和啤酒。那天饭馆的人很多，已没有位子可坐，我们便蹲在饭馆外边的马路牙子上，边吃边喝边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聊着热热闹闹的文坛和创作，不拘形式也不拘言笑，实在惬意极了。

　　由此就好像形成了习惯，每次忠实来京，我们都去街头找家饭馆，在一种家常式的气氛中谈天说地。他先后两次来京参加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所下榻的京西宾馆附近没有小饭馆，我们就步行很远到小胡同里去找小饭馆，连喝带聊待上两三个小时。对于不讲排场、不吃好的而又注重友情、注重精神的我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交往方式了。把这种平民化的交友方式与忠实常常要离城回乡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看，我以为这除去表现了他的为人实诚之外，还是他人生的一种需要。他需要和普通的人、普通的生活保持最经常的接触，需要和自己熟稔的阶层、喜爱的土地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他才有出自生活的清新的审美感受，又有高于生活的深邃的艺术思考。

　　陈忠实对帮助过他的人，宁可感念于内心而不形诸于口头，也很典型地表现了他的为人之忠厚。他于1979年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信任》后，由于当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的发现与支持，得以在《人民文学》转载并在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获奖。他十分感激这个关怀和鼓励他的创作的文学前辈，但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或致信感谢，或登门认师，只是默默地铭记于心。嗣后参加“十三大”期间中国作协的一个聚会时，适逢张光年同志在场，他听说这一天是光年同志的生日，便相邀了作家金河等人一起向张光年同志敬了一杯酒。张光年同志问了他的名字，才知敬酒的人中有一个是陈忠实。陈忠实以他的方式待人处世，这种方式质朴无华，不带任何繁缛，不含任何俗气，一切都是自我本色的自然呈现。

　　陈忠实从事专业创作不久，即在换届中担任了陕西作协副主席的职务，1992年又担任省作协主席的职务。他较早就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在作家里头，党内外都有如此职务的人并不多，而这对于陈忠实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依然和往常一样，不显山，不露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农家出身的普通作家。正因陈忠实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和精力用于创作，他在省作协副主席的职位上，先后写出了《十八岁的哥哥》《梆子老太》《初夏》《蓝袍先生》《四妹子》《地窖》《夭折》《最后一次收获》等中篇力作和一批短篇小说，并在1992年完成一鸣惊人的长篇处女作《白鹿原》。无论是创作的数量，还是创作的质量，都以无可争议的实绩在陕西乃至全国的专业作家中名列前茅。

　　1992年，陕西省文联换届，省上原拟调在作家中党内地位较高的陈忠实出任省文联党组书记。陈忠实考虑再三婉拒了组织上的好意，理由只有一个：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创作，在有生之年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后来，省上在省作协换届时根据大家的意愿决定由他担任省作协主席，陈忠实难以再次坚辞，上任后便以秘书长制的方式使行政工作分流，自己仍腾出较大的精力来从事创作。在这之后几次见到他，发现他在琢磨自己的创作突破的同时，显然对全省的创作和文学工作比过去考虑得更多、更深了。他由路遥、邹志安等作家的中年早逝看到了改善作家生活和工作条件的重要性，想方设法帮助中青年作家解决种种困难，并在出差北京时找有关出版单位为作家京夫（《八里情仇》作者）、程海（《热爱命运》作者）索要稿费。他由1992年舆论界普遍叫好的“陕军东征”现象中，看到了陕西小说创作的长处和短处，告诫自己的同行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还感到了与文学创作相比陕西的文学评论相对薄弱，提出在培养青年作家的同时要着力培养青年评论家。既谋其文，又谋其政，二者都统一于对文学事业的默默奉献，这就是陈忠实的为官之道。

　　说到为文，用文如其人，本色为文来形容陈忠实，也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忠实的作品，如他的人一样，质朴中内含明慧，厚实中透着灵气，而且在忠厚、实在的基点上不断超越过去的自己，到后来可说已近乎一种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境地。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上有一个原初的基本点，这便是由种种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倾听民间的心声，传达时代的律动，其创作上的“清新醇厚，简朴自然”的总体特点，在他此后的创作中并没有根本改变，但在此之外他显然又有诸多的拓展与丰富，从而在整体上又构成了一种渐变。

　　如果把陈忠实的创作分为《信任》时期、《初夏》时期和《蓝袍先生》时期三个阶段来看，显然第一阶段在注重生活实情中关注的是生活本身的演进；第二阶段在深入挖掘生活中更注重社会心理的替嬗更变；而第三个阶段则在生活的深入思考中趋于对民族命运的探求与思忖。这一次次的递进，都由生活出发而又不断走向艺术把握生活的强化与深化。有了这样的坚实铺垫，作者拿出集自己文学探索之大成的《白鹿原》，并以它的博大精深令文坛惊异，就毫不足怪了。

　　《白鹿原》确非一蹴而就的产物，自1986年创作《蓝袍先生》触发创作冲动之后，陈忠实实际上就把一切精力投入了《白鹿原》的创作。1987年夏我去西安出差，忠实从郊区的家里赶到我下榻的旅馆，我们几乎长聊一个通宵，主要都是他在讲创作中的《白鹿原》，我很为他的创作激情所陶醉，为他的创作追求所感奋，但怎么也想象不出写出来的《白鹿原》会是什么样子。作品大致完成之后，忠实来信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你有话可说，……自以为比《蓝袍先生》要深刻，也要冷峻……”后来，看过完成稿的评论家朋友李星也告诉我，《白鹿原》绝对不同凡响。我仍然一半是兴奋，一半是疑惑。待到1993年初正式看到成书《白鹿原》后，我完全被它所饱含的史志意蕴和史诗风格所震惊。深感对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要刮目相看，因而，以按捺不住的激情撰写了题目就叫《史志意蕴·史诗风格》的评论。在该年7月的《白鹿原》讨论会上，当有人提出评论《白鹿原》要避免用已近乎泛滥的“史诗”提法时，我很不以为然地比喻说，原来老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到跟前一看，不过是一只“狗”。现在“狼”真的来了，不说“狼”来了怎么行。我真是觉得，不用“史诗”的提法难以准确评价《白鹿原》。

　　有评论者把注重生活积累的作家和玩弄表述技巧的作家分称为“卖血的”和“卖水的”。这种说法虽过于绝对了一些，但也说出了这些年创作中的某种事实。陈忠实显然属于“卖血的”一类作家，他的作品从早期的《信任》到最近的《白鹿原》，篇篇部部都如同生活的沃野里掏捧出来的沾泥带露的土块，内蕴厚墩墩，分量沉甸甸，很富打动人的气韵和感染人的魅力。这样本色化的创作成果，无愧于时代生活，无愧于广大读者，也无愧于作者自己。

　　本真为人，本色为文，在生活和创作中都毫不讳饰地坦露自我，脚踏实地地奉献自我，尽心竭力地实现自我，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陈忠实。

　　现在一再提倡作家要“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陈忠实无疑是切切实实地做到了的。他在世时，我们在接触他、走近他的过程不断受益；他离世后，我们在阅读他、回忆他的时光里继续受惠。我为拥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而荣耀。

　　永生的忠实

陈忠实

2015年10月23日陈忠实与何启治合影

　　23年前，长篇小说《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审稿编辑依次为洪清波、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其单行本于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首印14850册。如今，其作者陈忠实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热闹喧嚣的世界，让我们想起来就感到无比的难过和忧伤。

　　《白鹿原》面世迄今，累计印数已达二百多万册（主要是由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原版本、修订本、精装本、手稿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集”、宣纸本、点评本等）。盗印本已接近三十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可见，说《白鹿原》的实际总印数已达四百多万册，当不为过。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

　　前辈评论家朱寨指出：“《白鹿原》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凝重。全书写得深沉而凝练，酣畅而严谨。就作品生活内容的厚重和思想力度来说，可谓扛鼎之作，其艺术杼轴针黹的细密，又如织锦。”（引自《〈白鹿原〉评论集》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见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北京讨论会纪要）

　　范曾读《白鹿原》后即赋七律一首：“白鹿灵辞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凫成隼，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娥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化为酒漏卮。”并附言：“陈忠实先生新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甲戌秋，余于巴黎读之，感极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成七律一首，所谓天涯知己，斯足证矣。”（据范曾赠《白鹿原》作者手迹）

　　海外评论者梁亮指出：“由作品的深度与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1994年第14期）

　　不必再征引了。仅此数例可见海内外读者对《白鹿原》评价之高和反响之热烈。

　　据陈忠实介绍，国内已出版了十三部《白鹿原》的评论研究专著，单篇评论三百多篇。《白鹿原》在香港出了天地图书版，在台湾先后有两家出版社出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出了日文版，越南没有跟作者打招呼出了越文版。不久前出版了法文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小说的基本要素来考察《白鹿原》。例如说，它有精心的结构，有诸如白嘉轩、鹿三、田小娥、朱先生等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有好看的堪称经典的故事，有个性鲜明的、有张力的语言等等。

　　但是，推崇、肯定《白鹿原》的最重要的依据，我认为还是要从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开拓性、突破性来寻找。

　　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鹿原》对历史的反思是有空前深度的。《白鹿原》真实准确地描写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描写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它通过对我们这个民族“秘史”的书写，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思索：我们为什么几十年来都在风风雨雨、恩怨情仇中厮杀与折腾？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昌盛与达至现代文明社会？

　　社会历史在进步演变的过程中，会使人们对一些事物或一部重要作品有新的认识。关于《白鹿原》也同样有这种现象。1997年12月，茅盾文学奖的部分评委坚持要陈忠实对《白鹿原》作修订的两点意见，大约十年以后都有了不同的反响。

　　其一，是车宝仁在《〈白鹿原〉修订版与原版删改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修订版删改原版2260多个文字符号，修订版比原版少了1900多个文字符号。对朱先生指国共斗争翻鏊子折腾老百姓的说法的修改，“显得生硬不自然”，“这里的修改很难说修改得很好”。对这种删改的合理性显然是存疑的。至于对性描写的删改，则认为“随着社会和时代向前推进，社会观念的变化，将来人们会更多地看重原版的价值。此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出版时一些人批评其性描写，而新世纪以来已未见此类批评，也能说明读者评论家观念的推进。”（参见《说不尽的〈白鹿原〉》第712页-72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其二，是陈忠实自己明白无误的表述。关于《白鹿原》中朱先生的“鏊子说”，他指出“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限，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的表述。……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和批评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和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面对有人认为“鏊子说”表明作者缺乏智慧的批评，陈忠实的回答是：“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为继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引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陈忠实毫不含糊的反批评的态度再鲜明不过了。

　　我不可能就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排序做正式的调查，但最近我在相熟的评论家、编辑和作家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如果要排个座次，你们认为谁该坐这第一把交椅呢？有意思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白鹿原》当之无愧地该坐这第一把交椅。如果再按二三四五排座次，那意见分歧可就大了。

　　2012年5月，我又从到延安参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的评论家朋友那里，听到关于《白鹿原》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地位的信息。其一，据说在深圳某报举办的包括网络、电话等形式的评选活动中，在“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30部书”的评选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只有两部，即拉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其二，是南京的某大型文学刊物邀约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评论家评选当代中国的最佳长篇小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毫无争议地当选。

　　这些信息，可以说起码没有出乎我的意料。高大全式的人物和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却肯定是有的。

　　自1988年4月起笔写《白鹿原》，陈忠实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每周，他回城一趟，从家里带吃的馍回到白鹿原下的祖屋里，靠着冬天一盆火、夏天一盆凉水写作。屋门前十米手植的一棵梧桐树，从大拇指粗长到胳膊粗，有了可以给主人遮挡阳光的绿荫。梧桐树见证了陈忠实写《白鹿原》付出的一切艰辛。为了完成《白鹿原》的创作，陈忠实不知经受过怎样的心灵的煎熬和付出多少心血与牺牲。石家庄的一位医生或护士在给陈忠实的信里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么？”

　　所以，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和我的同事们说过，一个编辑，一生中能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我的幸运。关键在于你遇到这样厚重的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不管有多少争议都是无法回避、绕不过去的作品）时，不管有多大的压力，都要敢于为它拍胸脯、做保证，甚至立下“军令状”，愿与这样优秀的作品共荣辱，与它的作者同进退。

　　陈忠实当然也是个重友情、讲信义的作家。对我，对咱们《当代》杂志和人文社，从相识、相交以来，一直如此。

　　2012年5月，我和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应陈忠实之邀访问白鹿原。参观陈忠实文学馆，在思源学院白鹿讲堂讲课，在白鹿书院座谈、题字，到原坡上采摘樱桃……老朋友聚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

　　期间，陈忠实和我商讨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置“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事。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初步的方案，如章程草案之类。我曾建议就以“陈忠实”冠名，他却以“白鹿”取代了自己的名字。

　　回到社里和当时的社长潘凯雄和总编辑管士光报告了。他们俩都表示积极支持。其后，潘凯雄调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白鹿奖”的事便由新社长管士光主持。

　　2013年1月7日，由新社长管士光主持召开“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评委会。评委还有赵萍、付如初、杨柳和我，参与其事的还有当时的社长助理、我们戏称之为“秘书长”的周绚隆。会议确定了具体的奖项、获奖者名单和有关事项的安排。

　　3月20日，因健康原因极少外出的陈忠实亲自来到北京，和人文社社长管士光一起向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编辑颁奖。颁奖会由新到任的主持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应红主持。何启治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特别奖”；刘会军、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荣誉奖”；于砚章、王建国、刘会军、刘炜、刘海虹、包兰英、王鸿谟、许显卿、刘稚、杨柳、脚印、周达宝、周昌义、胡玉萍、彭沁阳、赵水金、何启治等十七人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特殊贡献奖”；杨柳、孔令燕荣获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前三项其实就是奖励二十年前组织、编辑出版《白鹿原》的有功人员，和奖励《白鹿原》面世二十年来人文社在编辑出版当代文学作品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则从2013年起两年评选一次，奖金由陈忠实提供，新闻发布会等活动经费由人文社负责，奖励人文社在当代文学编辑工作中贡献突出的个人，以激励当代文学编辑的工作热情，不断提高人文社当代文学原创作品的品质和社会影响力。

　　我最清楚，陈忠实是一位忠厚实诚的、对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有使命感的大作家，也是对咱们人文社有真感情的大作家。新闻界、文学界对此也是认同的。“白鹿当代文学奖”颁奖会后，经媒体广为报道，文坛一时传为佳话。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札记中说，“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这里的“一”当然只是泛指的数量词。他自己的传世之作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等。同样，法国的伟大作家雨果，也因为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而彪炳史册。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也属于“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去年10月23日，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刘稚到西安去看望病中的陈忠实，给他带去散发着油墨清香的10卷本《陈忠实文集》（包含他的新的文学作品，共380多万字）。不久，又看到了邢小利著《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正式面世。我想，这些对病中的忠实都是一种安慰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10月24日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十分沉痛地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当然不会简单地把忠实和鲁迅相比，但就应该懂得拥护、爱戴、崇仰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出类拔萃的杰出、伟大的人物来说，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好在我们已经跨过了那个不幸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爱戴、崇仰我们的大作家陈忠实。

　　书比人长寿。精神的影响比物质的东西更深远。

　　有陈忠实的作品在，有《白鹿原》在，陈忠实就是永生的。我们真挚的朋友、我们敬爱的大作家陈忠实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永远活在千千万万的读者中间。

　　是的，我们一定会记住永生的陈忠实。

　　啊，白鹿远行，呦呦鹿鸣。精魂犹在，长留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