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安徽调查黄梅戏：演员工资少 明天谁来唱

　　沿着水阳江畔顺流而下，记者来到苏皖交界的安徽宣城市宣州区水阳镇徐村，见到了前一天入驻的安徽新声黄梅戏剧团。　　4月7日，刚结束一轮绵绵降雨的江南，春意盎然。

　　“明天要演出，所以昨天提前把戏台搭好了，没承想却让雨水压倒了顶棚，今天我们6个人花了整整一天紧赶慢赶地重新搭好了戏台。”新声黄梅戏剧团是安庆市怀宁县石牌镇的民间剧团，团长王鹏是年轻的85后，却带着剧团走南闯北唱了七八年。

　　戏台搭建在水阳江旁一块狭小的泥地上，简单地用钢管和木板拼凑加固，罩上防雨大棚，简陋破旧，有如施工现场。台上的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着为这次演出筹款的村民姓名、数额以及第二天即将演出的剧目。

　　雨过天晴，一出好戏即将上演……

　　“但凡有生命力的剧种，都是生长在民间、活跃在民间、变革在民间。”一滴水见太阳，一个“草台班子”的生存发展，折射戏曲传承发展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与破解之策。

　　“老百姓也爱看，基本上是锣鼓一响，脚板就痒”

　　4月8日一早，临时戏台旁，陆陆续续来了些隔壁村子甚至是5公里外镇上的小摊小贩，沿着通向戏台必经的水泥路一字排开。

　　剧团和村里商定的演出时间是下午1点40分，将演一本大戏经典剧目《双龙会》。

　　过了上午10点，场地上不断涌入村民，带着小板凳的，骑着三轮车的。有的将三轮车和板凳往戏台前一摆、占个位后离开，有的索性就直接坐着了。

　　新声黄梅戏剧团要在村里连演3天，一天两场，为的是庆贺村里的晏公庙重建满9年，“戏是唱给菩萨听的，全村共享。”王鹏戏言。

　　起源于皖、鄂、赣3省交界的黄梅戏，源自民间、唱自田间，最早在以石牌为中心的安庆地区发展繁荣起来，从早期自唱自乐的民间歌曲发展为独立的全国性剧种。

　　也正因此，包括新声在内的民间黄梅戏剧团，大都选择在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农村演出。“这些地方的人更为崇尚传统，宗族观念重，大部分黄梅戏的演出都放在祠堂和庙会，很多戏都是孝敬祖先唱给先人看的，老百姓也爱看，基本上是锣鼓一响，脚板就痒。”王鹏说，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浙江、福建，唱戏的硬环境比安徽要好，还会有请戏的老板给看戏的乡亲们发香烟发饮料。

　　来徐村之前，王鹏的剧团刚在不远的银光村连演了8天戏，“前面4天和今天一样，演的是庙戏；后4天是加演的戏。估计这儿到时也会加演几场。我们就是这样，到处跑，通常在一个地方待上四五天。”

　　农民演、农民看，王鹏的一个突出感受是，来看戏的大都是村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村里年轻人不多，有也一般不会来，情愿在家里看看电影。”

　　在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娱乐方式日益多样的今天，戏曲观众老化、分流的现象比较突出，年轻人爱看、愿看的少了一些，戏迷也不够多。演出市场萎缩，很多地方戏剧团失去了演出活力，仅有为数不多的剧团能够坚持正常演出。

　　黄梅戏亦是如此。

　　同大部分地方戏曲给人的印象一样，黄梅戏在不少人心目中有一个刻板印象：节奏慢、时代远、故事情节单一。很多年轻人这么想：戏曲都是老年人“咿咿呀呀”，一个简单的故事要唱个把小时。

　　即使被移栽进了现代化的剧场，黄梅戏也面临观众老化的挑战。

　　2015年，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新创的黄梅戏舞台剧《大清名相》在安徽大剧院公演3场。

　　陪着78岁母亲来看戏的陈晓晔，是一名35岁的公务员，“母亲退休前是音乐老师，对于黄梅戏既有研究也非常喜爱，到我们这一代人就少有时间和兴趣来看了。”

　　“在网上看过《女驸马》和《天仙配》这些经典黄梅戏，除此之外就很少接触黄梅戏了，它的节奏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过于缓慢了。”1992年出生的刘娜，拿着赠票看完《大清名相》，虽然对戏曲知之甚少，但这场戏精彩的故事和动听的音乐还是让她感到满意。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是戏曲的黄金时代，全国400余个地方戏都充满生机。进入新世纪，多元文化和新兴元素快速兴起，生活节奏加快、娱乐形式翻新，戏曲的生存和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安庆市文广新局艺术科科长汪志耿看来，“其实和京剧、越剧等剧种相比，黄梅戏的唱腔还算比较适合年轻人，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有一定的时尚度。只是在各种娱乐形式冲击的当下，年轻人难以对黄梅戏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

　　据汪志耿介绍，安庆市正通过黄梅戏进校园进高校、培训中小学生和音乐老师等形式，培养年轻观众，夯实戏曲发展的根基。

　　一年演了600场，赚了20万元

　　这次徐村请戏，给新声剧团的演出费是一天1.2万元。王鹏介绍，一般村里请戏的价码是一天1万元到1.5万元不等，通常是连请3天。

　　今年，王鹏和母亲叶丽萍正月初三就冒着大雪带着剧团离开家乡怀宁县石牌镇远赴江西鄱阳、景德镇等地演出，到4月份已经连演了90多场戏，接下来到5月份也有了演出计划。

　　2015年，剧团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一共演了600多场黄梅戏，叶丽萍这一年下来赚了20万元。对于一个黄梅戏民间剧团来说，这已是非常可观的收入。

　　“在福建福清市唱黄梅戏的，原来有4个民间剧团，现在只剩我们一家了。宣城广德县的一位汪姓团长经营的民间班社今年欠了几十万元的工资，明年恐怕也唱不了啦。”这次水阳镇的演出，叶丽萍因为要回家打点自家开的小店并没随团出行。

　　关于剧团的收入，叶丽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剧团到外演出，一场戏3小时，每场戏最低5000元，多的能到1万多元；剧团一共38个人，演员的工资包月结算，高的七八千元，低的2000多元，演员一个月的工资加上伙食住宿等成本需要15万元，另外还得加上交通费和后勤费用，“在外演出基本上通过演出经纪与当地老板对接，演出经纪至少从中抽成10%到20%。出行我们自带厨师和司机，演员自己化装。如果我们停工一天，成本上就要亏5000元，所以只要不下雨不下雪，我们都演。”

　　在外巡演的民间剧团，通常还能从戏曲传统的“打彩”中获得部分收入。

　　“‘打彩’在浙江和福建比较常见，唱苦戏打苦彩，唱喜戏打花彩，请戏班的老板想通过这种方式图个吉利。”汪志耿介绍，有些“打彩”就像是平时看电影电视中的插播广告，给老人做寿的、祝贺家里小孩考上大学的，请戏的老板们基本都愿意出这部分“广告费”。

　　“一场戏里‘打彩’少的几百块，多的能到几千块，这其中的不确定性，全看请戏人的心情和排场。”王鹏说，新声剧团2015年靠“打彩”有近6万元的额外收入，“通常会从‘打彩’的收入中拿一部分犒劳一下演员，改善改善伙食。”

　　“现在，‘打彩’的慢慢少了，村里花钱包戏，如果刻意‘打彩’要钱，会招致反感和厌恶，往往只会在剧情有需要的时候才‘打彩’。”王鹏补充道。

　　新声黄梅戏剧团创建于1945年，一开始趁着农闲，剧团演员稍稍化个装就开始在田埂上搭个小台演上了，也就两三个人唱。随着黄梅戏的普及和发展，剧团的戏越演越多，效益也越来越好，很多地方唱了走，走了又来唱。一年二三十万元的收入虽然算不上多，但相比不景气的戏曲市场来说，已算不错的战绩。

　　在王鹏看来，一些黄梅戏剧团垮了，并不是因为没人看，而是请戏的老板们这几年顶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大环境钱赚得少了；有些剧团的组织者在外又嗜赌成瘾，团里的钱都赔光了。

　　相比新声等民间剧团，一些国有黄梅戏剧团适应市场的灵活性、自身“造血”功能弱了不少。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大清名相》在安徽大剧院3天公演下来，窗口的零售票售出无几。

　　“到场的观众大多拿着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赠票而来，自掏腰包来看戏的人还是少数。要真正走向市场，黄梅戏还是有难度，一场戏即使前期花了100万元用于演出宣传，之后可能连10万元的票房都很难收回来。”面对精品与市场的错位、创作与演出的反差，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副院长开全疆直言无奈。

　　“国有剧团很大一部分职能是承担政府惠民演出，政府出资购买文化服务，观众基本上是通过赠票或是低价票来看戏，零售的票款收入自然会少。”开全疆表示，相比于对艺术的追求，国有剧团追求经济利益的成分要相对小一些，像此类政府购买的演出服务，剧团只能从政府那儿得到基本的成本费用。

　　不能再“老戏老演、老演老戏”

　　下午1点半，不大的一块泥地上已是人头攒动，现场来了七八百人，河边的公路被拥挤的人群和三轮车、自行车堵塞，来看戏的人，很多戴着劳作时遮阳的草帽。

　　如同王鹏所说，在场的除了小商小贩有几个年轻人，观众队伍中难觅年轻人身影。

　　随着现场鞭炮和礼花的燃响，《双龙会》准时开场。第一幕上演的是《擂台比舞》，讲的是七郎杨延嗣擂台失手打死潘豹的杨家将故事。现场虽然杂乱，观众听得却甚是投入。

　　由于人手有限，第一幕王鹏在台上客串一名侍卫。候场时，他在戏台旁一个简陋的化妆室里抽起烟，和其他演员聊聊天。

　　演员们身上的戏服已经随着剧团南征北战好多年，演员们的妆都是自己照着小镜子涂抹，剧团里的每人都身兼数职，身怀各技。

　　虽然没有此起彼伏的叫好和鼓掌声，但一场两个半小时的黄梅戏演下来，村民们看得还是十分投入，“不管戏服、口面多破多旧，戏演得好看最重要。望着台下都是人，看着大家都满意，作为演员，我们非常有成就感，东奔西跑也值得。”王鹏一脸笑容。

　　下午的《双龙会》演完后，庙会的负责人过来告诉王鹏，晚上让剧团给村民们演一出连台本。晚上的戏7点开始，演员们带着脸上的妆匆匆吃了口饭，歇息一会就要再次登场。村民们陆续散去，但留着板凳和三轮车，为夜场占个好位儿。

　　夜幕降临，戏台的灯光设备虽然简陋，但在缺少霓虹和华灯的农村，仍把水阳江畔这块泥地照得格外喜庆和热闹。

　　晚饭过后，看戏的村民又围坐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今晚有了个好去处，不用约牌了，大家兴高采烈。时辰一到，随着台上伴奏人员的一声弦鼓，好戏又开张了。

　　“剧团演哪出戏哪个选段，都是村里说了算，经常是一场演完才通知我们下一场要演的剧目。”王鹏说，老百姓爱看《天仙配》《女驸马》。“当然，像我们民营的黄梅戏团经常是自己编词、自己作曲，创作一些浅显易懂的连台本，有个故事情节就行，再夹杂着经典选段，演出内容就差不多了。我们有时也想去创作和更新现有的剧目，但编了新的老百姓未必会喜欢，所以我们也不会有剧目创新这方面的压力。”

　　“现在单纯的黄梅戏节目不足以满足观众的胃口，我们会在整场演出中穿插歌舞和杂技，大家爱看武戏，剧团就从山东、河南招一些武行演员丰富表演内容。”叶丽萍说，相比小戏，观众现在更爱看连台本的大戏，就像看电视剧，看了上本还有兴趣看下本，观众要的是故事的情节性、串联性。

　　“‘天天《打猪草》，夜夜《闹花灯》’是很多人对于黄梅戏缺少新剧的自嘲，对我们来说，一招鲜吃遍天，反复演出经典并不存在问题。”在王鹏看来，相比民间剧团，国有剧团在优秀剧目的创作和创新上承担着更大的责任。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院长熊辰龙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观众去剧场看我们的黄梅戏？”他认为，首先还是要出人，出好戏，出好作品。

　　“传统黄梅戏流传下来的有36本大戏、72本小戏，有相当大比例的都是悲苦戏，展现苦难的人们寻找精神寄托和慰藉。”国家一级作曲家、安庆市黄梅戏剧音乐学会原会长陈儒天认为，不少传统的黄梅戏剧目和当今的人民生活严重脱节，紧跟时代步伐的优秀剧目不足，成了制约黄梅戏演出市场发展的巨大阻力。

　　陈儒天说：“好的剧目是一个剧种发展的根基，黄梅戏的经典剧目无外乎《天仙配》《女驸马》《打猪草》等，但这些剧目反映的是农耕时代的生活，可能符合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的审美需求，如今却难以满足观众特别是城市观众的需求了。而且，同一剧目反复演出还会使得原本兴致盎然的观众产生厌烦心理，更别提花钱进剧院看了。”

　　“黄梅戏以描写爱情、神话题材见长，若只谈传统就是一种落伍，黄梅戏要繁荣发展，必须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能再‘老戏老演、老演老戏’。” 熊辰龙坦言。

　　工资少，待遇低，明天谁来唱戏

　　晚上的连台戏唱了近3个小时，结束已经到了晚上10点，台下的村民心满意足地散去，也有把板凳继续留在泥地上，准备第二天再来看的。

　　灯火通明的戏台熄了灯，融入无边的夜色。收拾完布景和音箱设备，王鹏和演员们一手捧着戏服和道具、一手握着茶杯，已是疲惫不堪，说着笑着打着手电筒，回到不远处的住处。

　　村里安排的住处是晏公庙简易的两间房，一间是食堂，一间是杂货间，每间房都不到20平方米，有的人直接睡在了灶台旁。

　　徐村离镇上比较远，村里也没有旅店。为了方便演出，剧团近40个人就挤在了这两间房里。大家用随身携带的床单作为屋帘，把房子隔成一个个相对的小空间，铺上辗转各地用的被褥和枕头。

　　“都习惯了！”唱完戏的演员们有说有笑，开始卸妆、洗漱。

　　“这算条件差的，但我们能接受。这屋里挤了十几个人一起睡，人多嘈杂，晚上12点之前根本睡不着。即便这样，两个屋还没装下我们剧团的所有人，有几个人去了戏台旁的化妆室，还有两个人去了1公里外的隔壁村。”王鹏说，奔波各地的黄梅戏民营班社都得吃苦，也吃得了苦，这次来徐村，光演员住宿安排就花了两个多小时。

　　团长王鹏住在其中的一间小屋，他把随身带的简易帐篷在屋内支开，整理完后一头钻进去便睡了。

　　新声黄梅戏剧团由王家世代经营。王鹏的母亲叶丽萍和父亲王才根都是当地有名的黄梅戏演员。

　　“记事的时候我就在台上开始唱了，放了假就跟着爸妈到处跑，台上需要小孩演员，大人们就往我额头上点颗红砂直接抱上去了。”从小在黄梅戏曲调中耳濡目染，王鹏对于黄梅戏有种天然的爱。

　　为了更系统地学习，王鹏2001年上了安庆市的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一届100多个同学里，现在只剩两三个人还在坚持演黄梅戏。

　　“院校毕业的学生很少会上民间剧团来唱，一是辛苦，一年到头四处奔波；另一个是国有团待遇不高，民间剧团赚得多却没面子，家里培养这么多年觉得没混出个名堂，所以能坚持下来的很少。”叶丽萍说，剧团近40人的班底里只有八九个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其他的都是自学成才或家庭培养的草根演员。

　　在安徽岳西县大山里的一次演出让叶丽萍记忆犹新：“大冷天的，大雪封山，又不能演出。山区的农民穷，被子不多，哪里舍得借给我们盖？那里出奇的冷啊，剧团里小姑娘都冻哭了，没办法，把道具、服装丢在山里，包了一部车就出来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得倒贴许多钱。”

　　“说实在的，一些草根演员唱的不比科班生差，也有演出经验，对于我们剧团来说更具竞争力，也能拿到更高的工资。”叶丽萍坦言。

　　相比民间剧团演员高的一个月能拿七八千元的收入，国有剧团相形见绌。在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一般演员一个月拿个两三千元。10余年来，剧团就因为待遇问题流失了30多位演员。

　　“2005年毕业后，我在江苏盱眙县的黄梅戏剧团干过一段时间，当时县教育局给了教师编制，但工资实在太低了，第一个月才发了873元，到2008年也才900多元。”王鹏2008年离开盱眙接手了家里的剧团。

　　“收入和待遇得不到保障是当前很多国有剧团面临的问题，演职人员如何去坚持、去坚守？这是黄梅戏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开全疆说。

　　黄梅戏舞台剧《天仙配》中饰演董永的梅院军出生于1980年，如今已是安徽省黄梅剧院的主力演员，17岁就从老家湖北省黄梅县来到合肥学戏。

　　“很多同学和朋友看我会有些奇怪，怎么会从事戏曲，说的不好听的还有戏子这么一种称谓。”梅院军对此倒并不介意，“干一行爱一行，黄梅戏是传统艺术，目前发展有一定局限，但我们有自己的快乐，在舞台上能散发光彩，一个作品取得成功，一出好戏获得共鸣，会有无可言说的成就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戏比天大，再苦也要唱好戏，但人才的紧缺和从业人员的待遇成了制约黄梅戏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创作、编曲、舞美、导演等人才方面尤为稀缺，剧团每排一出戏，要么是请退休人员，要么是出高酬外请。而在农村，情况就更严重了。民间剧团的演员大部分是艺术表演爱好者或者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缺乏专业训练。”陈儒天的话中不无忧虑。

　　“没有专业的创作人员，没有整体的创作团队，黄梅戏剧团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熊辰龙说。

　　为了培养人才，安庆市不仅扩大了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的招生，也在安庆大学开设了黄梅戏艺术学院。

　　国家一级演员江丽娜已转行到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当老师。她说：“老一代演员很多靠自学成才，现在的孩子幸福，有专业的老师和良好的环境，出师后素质全面、唱演俱佳，很多已成为各大黄梅戏剧团的台柱子。”

　　“黄梅戏市场化，剧团和剧团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明显，演职人员的报酬自然参差不齐，大多数剧团的演职人员确实在干着一份守着清贫的工作。”汪志耿说，黄梅戏如何既“情感留人”又“待遇留人”，一直是我们研究和努力克服的问题。

　　汪志耿表示，从中央领导集体出席观看的“新年京剧晚会”变为“新年戏曲晚会”，让不同剧种、不同流派同台竞演、相映生辉，到中央深改办将“研究制定扶持地方戏曲发展政策”列入2015年的重点改革任务，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7月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我们已能强烈地感受到，党和政府把戏曲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升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戏曲艺术正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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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黄梅戏的发展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安徽：依然有几十个业余剧团不定期在市、县广场自娱自乐，数十万戏迷津津乐道、曲不离口；国有剧团依然时有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近百家民间剧团依然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常年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王鹏的妻子前不久怀孕了，她也是名黄梅戏演员，如今还跟着王鹏四处奔波。让孩子将来干什么，王鹏没有想太多，“如果没有太多选择，还是唱黄梅戏吧。”

　　夜深了，王鹏和他的剧团已经入睡，他们要为第二天的演出养足精神。结束在水阳的演出后，他们又要带上设备和行头，坐上两辆随行的大货车，奔赴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