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无愧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人物简介

　　阎肃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国家一级编剧，专业技术一级、文职特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30年5月出生，1953年4月入党，1953年6月入伍，创作了1000多部（首）作品，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先后被评为空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文艺工作者，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开栏的话

　　9月16日，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央文明办、光明日报社指导，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明网、光明网主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百位文艺名家讲故事”活动正式启动。

　　活动以网络视频访谈的形式，邀请百位文艺名家生动讲述各自在艺术道路上留下的精彩故事。让观众在品读他们的故事中感受艺术家为祖国、为时代、为人民而歌的责任担当，传承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展示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

　　即日起，本报推出该活动同名专栏，陆续刊发文艺名家精彩故事。视频节目将在光明网、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等同步推出。

　　弃学从艺，文艺工作大有可为

　　解放前，我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时考上两所大学：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后来读了重大的工商管理系。解放后，我们重庆大中院校的学生参加了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一个夏季暑期学员活动。当时我是大专部文艺部的副部长，组织大家进行文艺演出。说相声、演戏、唱歌，就在这座古城中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可能因为我的这点本事，受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的青睐。领导告诉我：“你不要念书了，我们要成立一个青年艺术工作队。”我欣然答应。我觉得我要给新中国干点事儿。在这种心理的促使下，1950年9月，大学还没读完，我就加入了青年文工队，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下属青年艺术工作队的一个队员。

　　当时，我的同学有考北大、清华的，有留学捷克、苏联的，他们觉得最没出息的就是我了，好好的大学不念，唱戏去了。我当初有一个初恋情人，我们都订婚了，她后来去北京念大学，也因为这件事跟我分手了。

　　在青年艺术工作队期间，我们跑遍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那时候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市。重庆在抗战时期人文荟萃，文化人很多都在那儿待过，比如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可以说，我们是吃着这些文化巨人的乳汁长大的。同时我们也看当时好莱坞的一些经典电影，比如《卡萨布兰卡》等，我们当时对国外文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

　　事无大小，要做就做最好

　　我原来在文工团，什么都干过，拉过大幕、干过舞台照明等等。但我到现在都还会想，就算是拉大幕也要把它拉好，绝对不是机械式的简单工作，我拉大幕的快慢和导演心里想的节奏要一样。

　　那时我管照明，自己就琢磨怎么能做好。当时舞台照明用的是汽灯，里面有一个石棉的灯罩，这个灯罩有一个特点，油气会凝固在上面，烧一次就灰了，轻轻一碰就碎。为了节约成本，我就想要一个灯罩多用几次。我弄了一个盒子支撑着灯罩，避免了油气附着。然后，我走到哪儿就抱着这个灯罩，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样，一个灯罩在我手里可以用七八次。后来，到了部队才懂“一专三会八能”，文工团演出需要这样什么都会的人。

　　我当然也会有缺点，就是有时候好表现。有一次，我在话剧《爱国者》里演伪村长蒋三宣。蒋三宣劝一个老太太投降当汉奸，被老太太怒斥。当蒋三宣灰头土脸要走时，有一句台词是“老太太，那我可走了”，这意思就是“你等着吧！”我带着诙谐、有点儿冷笑的情绪说了这句词，台下“哗”的一声，有笑声有掌声，我当时好得意，临出门我又回头说了一句“老太太，我可走了”，底下又叫好。于是，我又绕到了窗户口冲着老太太再来一遍。一句台词说了三遍，戏里面可没这个，导演的鼻子都气歪了，说我“胡闹”。

　　深入生活，为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后来，在青年艺术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青年文工团。在这期间，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见过城里人、农村人、国民党的兵，甚至特务；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普通干部，还有乡下集市上的普通老百姓。接近这些不同的人，是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跑了四川各地，和各色人等都熟悉了，带给我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后来写歌剧《江姐》时的顺理成章。

　　当时我根本没想过今后会搞创作，更没想过多少年后我会写歌剧，只是简单地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心满意足了。对于舞台、对于文艺工作，自己能做得津津有味，这可能是源自我从小对这些事情的热爱。